教育專家談高考改革：“可行的才是有效的”

　　高考要不要改革？怎樣改革？在日前由中國高教學會和浙江師大聯合主辦的高考改革學術研討會上，專家學者們對高考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也道出了他們的困惑。

　　“公”與“不公”再掀波瀾

　　上海師大副校長、中國高教學會副會長楊德廣教授在肯定高考“以分取人”的公平一面時，公布了一組分數段與學生的智力、學習習慣成正比的調查，很有說服力地證明：目前的考試制度、考試內容，就整體而言，對于人才選拔的科學性是值得肯定的。但他接著引用了楊振寧的一段話：“同美國等發達國家相比，中國中學生、大學生的基礎知識、學習成績普遍高于他們，但拔尖人才比他們少，這是因為中國的教育制度、價值觀念有利于大多數人的發展，但不利于少數優秀人才的發展。而美國的教育制度、價值觀念不利于大多數人的發展而有利于少數優秀人才的發展。”

　　楊德廣說，這一看法切中現行中國高考制度的利弊。因此高校自主招生的根本意義在于：讓有專長的學生平時能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不受考試分數的束縛。如果全國能有100所重點大學像復旦、上海交大一樣，每年錄取300名優秀而有專長的畢業生，其中若有一半學有所成，每年就可以為國家培養一萬多名拔尖的創新人才。

　　但楊德廣認為，這種只招少量考生的自主招生，應立足于選拔有專特長的學生。一是專業需要的特長生，二是合格加特長的學生。一般優秀生完全可以通過高考進入大學，前者則不必通過高考，由中學推薦。高校組織專家組審核、面試。如有舞弊，取消推薦生資格，取消該校5年的推薦權，當事人給予處分。

　　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劉海峰教授當即表示：“我與楊校長的觀點有距離，而與周遠清的觀點更接近。”他的觀點是：以中國的現實，擴大缺乏剛性標準的推薦比重，并不適宜。

　　周遠清是中國高教學會會長、教育部原副部長，直到本世紀初還在主持高考改革。他說：“我們曾想給一批高校每校5個名額，錄取條件自定，愿意招誰就招誰。一了解，不少校長不敢要。怕要了日子沒法過！”

　　浙江師大高教所季成鈞教授在他的研究中指出：“現在120%的提檔比例，已有高校表示不要，因為那本應供高校自主選擇的20%，刷下去的往往是沒有關系的考生。”

　　所以，周遠清強調：“就高考研究高考很難走出困境，一定要和國情聯系起來研究。”還有另外一些現實問題。

　　內蒙古民族大學教育科學學院蔣極峰教授激動地說：“在內蒙古，一個牧民子女即使在自治區內的大學參加面試，也得付出幾頭牛的費用，如果到更遠的地方，對貧困家庭而言將是無法承受之重，何況面試后還不一定能錄取！”

　　廈門大學考試研究中心副主任張亞群教授講了一個案例。去年，山東一位曾在挪威獲得發明一等獎的考生，高考成績只有300多分，還不到當地大專錄取線。就這名考生能否被破格錄取的問題，張亞群認為：“高考對于測量一個學生基礎知識水平的作用，其客觀性、公平性和有效性是別的形式不容易代替的。現在很多發明都需要學科交叉，學生如果基礎知識過于薄弱，不僅在大學學習困難，以后的發明也會缺乏后勁。現實中的高考并非‘一考定終身’，把基礎知識補一補再考才是上策。”

　　劉海峰認為，像高考這種大規模的選拔性考試只能是考共性的知識居多，要考出個性很困難，確實不利于選拔專才。所以他還是主張朝目前世界各國較流行的統考加單考(指高校自主命題)的方向努力。當然這需要等到社會的經濟水平和監督機制相對成熟。就目前而言，還是應靠少量保送生、奧賽獲獎者、體育尖子等特招生的途徑來彌補統考統招的不足。

　　“二次高考”應否屢挫屢試

　　實施“二次高考”是近年來不少高考改革研究者一再提出的方案之一。

　　所謂二次高考有兩種類型。一種是本科考一次，專科考一次。以解決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學校都用一把尺子量才選拔的弊端，以廣西2002年―2005年的試驗最為典型；另一種是秋季高考加春季高考，以解決一次高考的偶然性、學生心理負擔重等弊端，前些年上海、安徽、北京的試驗屬于這一類型。

　　記者在采訪教育部考試中心原主任楊學為時了解到：本專分考，上世紀80年代就提出過，并得到教育專家的普遍認同。當時沒分，是因為第一線的招辦和中學都反對。中學認為，考試分兩次，學生其實就這一撥。

　　2002年廣西試驗后，果然不出所料，第一場考試敗下陣來的考生和那些感到前途未卜的考生不得喘息，又要投入第二次高考，精疲力竭，怨聲載道。

　　當時已退居二線的周遠清曾建議用3加X試卷，解決由于多考一次帶來的問題。即：若只考本科，3+X都做；若先考本科，不行再考專科，3+X都做。如本科不取，不算“X”成績，只以“3”的成績參加專科排隊；只想考專科，只做“3”即可。自廣西試驗后兩年的調整中，似與周遠清的方案有不少接近之處，但最后還是“全面復辟”。楊學為認為，錄取制度不配套是重要原因。

　　今天重提這一改革方案的人，能否在操作層面的科學、便捷、經濟方面提出有效的辦法，是避免重蹈覆轍的關鍵。2005年，上海從自主招生的角度為本專分考注入了新意，2007年已從當年的3所擴大到11所高校進行試驗，這是一項值得關注的帶有方向性的改革。

　　再看春秋兩季高考。周遠清認為，參加春季高考的生源多是秋季高考的落榜生，大部分基礎較差。這是高校參加春季招生積極性不高的最主要原因。今天重提這一改革方案的人要求“參加春季高考的高校數量和檔次都要提高”，愿望雖好，但在強調高校辦學自主權的今天，靠行政力量指定某些高校必須參加春季高考不現實。

　　“理論上正確的不一定是可行的，只有可行的才是有效的。”劉海峰在不少場合這樣表示。

　　“命題”改革難成熱點

　　周遠清坦率地說：“如果社會環境沒有大的變化，高考制度改革的空間不大。”他更關心高考內容的改革。既然高考是一根很強勢的“指揮棒”，就要發揮它的正面意義，這對促進中學的素質教育、課程改革的作用更直接。比如考題如何不要過于局限于知識點，而體現能力和素質的測試；如何遵循大綱又不拘泥于大綱；如何增強題目的應用性等。“但是這些問題，大家討論得卻很少。”周遠清深感遺憾地說。

　　對中學教育教學有所了解的人知道，高考命題研究不是個熱熱鬧鬧的事兒。那些與特定的學科背景、專業知識密切相關的題目如何在潛移默化中提高學生的素質和能力，不是誰都插得上嘴的。研究這些問題需要耐得住寂寞，沉得下心。其研究成果要接受教育教學規律的檢驗。某省最近幾年的實踐證明：如果行政推動過度，頻繁改動，結果會適得其反。

　　值得欣慰的是，有一批學者在這個領域默默耕耘。廈門大學考試研究中心副主任鄭若玲和一批研究生注意到：即便是專業性極強的“命題”研究，也需要有社會視野。命題中加強綜合運用知識的題目，或研究性學習的內容，是必要的，但難易程度、權重多少，關乎的不僅是學術問題，還有教育公平！因為對教育資源匱乏的邊遠貧困地區學生，這類題目是他們的“軟肋”。即便是江蘇、福建這樣的教育強省，也有明顯的教育不均衡問題。2007年高考，兩省都降低了外語分值，主要是出于公平的考慮。

　　鄭若玲的想法是，學科命題改革的關鍵不應是也不可能是扼殺高考的指揮棒作用，而應揚長避短，最大限度地發揮其積極的導向功能。其方向是：保持考試科目與內容的覆蓋面，注重考察素質和能力，為高校輸送基礎知識扎實、能滿足日益綜合化的大學課程學習要求的生源。

　　值得期待的是，以劉海峰為首席專家的廈門大學的研究人員、將于明年提出一套在長期扎實研究基礎之上的，完整的高考改革研究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