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當年為何舍北大而取清華?

　　才高八斗學富五車——季羨林先生訪談

　　一生影響最大的時期和人物

　　高慧斌：您出生在山東農(nóng)村，小時候艱苦的生活對您日后的影響是不是很大？

　　季羨林：我6歲離開山東農(nóng)村老家官莊。回憶起童年，眼前沒有紅的、綠的，只有一處灰黃。我們村在山東窮縣中是最窮的，而我們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窮的人家，根本沒有家產(chǎn)。祖父祖母死得早，父親兄弟三個，一個送人了。父親與叔叔相依為命，在家沒飯吃，就去棗林拾落在地上的棗吃。兄弟倆后來去濟南闖天下，混不下去又回到鄉(xiāng)下。再后來叔叔闖關(guān)東混得還是不好，買彩票卻中了獎，一下子暴富了，可沒多久就揮霍沒了。我就是在又窮了的時候出生的。小時候吃得極壞，那種艱苦的感覺現(xiàn)在想起來卻使人終生受用不盡。它有時激勵我前進，有時鼓舞我振作。一直到今天，我對日常生活要求不高，對吃喝從不計較，這與我兒時的生活經(jīng)歷關(guān)系很大。現(xiàn)在看到一些獨生子女的父母溺愛孩子，頗不以為然。愛護兒童要得法，否則就是害孩子。

　　高慧斌：您精通數(shù)門外語，學習外語始于什么時候？

　　季羨林：父輩老季家就我一個男孩，我是季家唯一的希望。6歲投奔在濟南生活的叔叔，在那兒上學。外語也是從那時開始學的。我萬萬沒想到，望之如海市蜃樓般可望不可及的英文，于我居然唾手可得了。

　　在清華所受教育受益終生

　　高慧斌：您未滿18歲就開始發(fā)表文學作品，對您影響最大的是誰呢？

　　季羨林：1929年我轉(zhuǎn)入濟南高中學習，這在我一生中是個重要階段。國文方面，胡也頻、董秋芳、夏萊蒂、董每戡等幾位全國聞名的作家對我影響很大，使我在寫作中潛移默化地形成了自己對寫作的一套看法。而董秋芳先生的指導(dǎo)對我影響最大，他的指教決定了我一生的寫作活動。自那以后60多年來，我從事的一些稀奇古怪的研究與文章寫作雖風馬牛不相及，但一有靈感則拿筆寫點什么。至今已垂暮之年依然舞文弄墨不輟，完全出于董先生之賜，我畢生難忘。

　　高慧斌：1930年您同時考取了北大和清華，為何舍北大而取清華？

　　季羨林：當時考名牌大學十分困難，為了得到更多的錄取機會，每人幾乎都報七八個學校。而我僅報了兩個，并被同時錄取，是我的運氣好。但如何選擇卻很撓頭，終難決定。當時留學熱并不亞于今日，我自然不能免俗。從留學角度看清華似乎優(yōu)越些，在留學的歷史潮流推動下我選擇了清華。

　　高慧斌：您曾說過，在清華所受的教育使您受益終生。

　　季羨林：我受益最大的不是正課，而是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選修課和陳寅恪先生的“佛經(jīng)翻譯文學”旁聽課，這兩門課對我日后發(fā)展影響深遠，可以說直至現(xiàn)在。我搞一點比較文學和文藝理論顯然受朱先生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語和中亞古代語言則與陳寅恪先生分不開。吳宓先生的“中西詩之比較”課和“英國浪漫詩人”課我印象最為深刻。我還旁聽了或偷聽了很多外系的課，如朱自清、俞平伯、冰心、鄭振鐸等先生的課。一次我與許多男同學被冰心先生婉言趕出了課堂，而最成功的則是旁聽西諦先生的課，最終與其成了忘年交且友誼終生。

　　11年留德生涯

　　高慧斌：您留學德國11年，機會是如何取得的？

　　季羨林：60多年前留學熱彌漫全國，其聲勢之大決不亞于今天。因為大學畢業(yè)生沒門路照樣找不到工作，而能出國“鍍金”回國則身價百倍，成為搶手貨。當時出國一是私費，這于我的家庭經(jīng)濟拮據(jù)、親老子幼而言一點也不可能;一是官費，要經(jīng)過考試且名額極少，只有兩個。官費留學錢相當多，可在國外生活舒適，令眾多學子垂涎。患了留學熱的我清華畢業(yè)后在濟南高中當國文教員，待遇優(yōu)厚，每月160塊大洋。我雖吃上了這碗飯，但我知道自己能吃幾碗飯，心虛得很，講課如履薄冰。其實我被聘并非僅由于我發(fā)表過幾篇文章那樣簡單。當時山東中學界搶奪飯碗的搏斗異常激烈，常常是一換校長，一大批教員也被撤換。此時山東中學教育界有兩大派，勾心斗角，他們都需尋求支持，都看上了超然于兩派之外的我。而我不愿意加入派系，自覺飯碗將不保，必須離開。正當我心急如焚而一籌莫展之時，天賜良機，我的母校清華與德國學術(shù)交流處交換研究生，路費治裝費自付，食宿費互相付給。條件雖不理想，于我卻如救命稻草。我在清華主修德文，成績4年全優(yōu)。我一報名立刻通過。此舉得到叔叔和全家的支持。原定交流計劃只有兩年，誰知這一去竟11年未歸。

　　高慧斌：能夠到哥廷根跟世界權(quán)威學吐火羅文是世界上許多學者的心愿，而您有了不世奇遇。季羨林：人的一生有很多偶然性，它能給人招災(zāi)，也能給人造福。我學吐火羅文與偶然性有關(guān)。留學前我沒聽說過吐火羅文，到了哥廷根，通曉此文的大師西克教授就在眼前，我也沒想學。因為我學了梵文等多種語言，已經(jīng)超負荷了，我怕學不好丟了國家的臉，我到了國外就代表中國，不能掉以輕心。可是已過古稀之年的教授以學術(shù)為天下公器，想傳絕學于我這個異國青年。教授沒征求我的意見，也不給我考慮的余地，即刻安排上課。我除了感激，就只有下決心學習了。

　　現(xiàn)在西克教授已去世，每念及此我感懷不已。但中國的吐火羅學，大一點說，中國的印度學已奠了基。我們有一批朝氣蓬勃的中國梵文學者，他們將肩負這門學問的重任，對此我深信不疑。

　　高慧斌：當年的留學熱已成歷史，您怎么看待今天的留學熱？想對留學生說點什么？

　　季羨林：當年出國的吸引力比現(xiàn)在大。我們那時是“鍍金”，那時出國沒有哪個人是不回來的。而現(xiàn)在出國，我看是崇洋媚外，這沒出息。你自己的國家弄不好，到人家那里賴著不走。對此我非常瞧不起，可又無能為力。

　　我贊成青年人出國，但出國必須回來。一個人自己國家治不好，賴在人家那里不走，嗟來之食你吃得舒服嗎？一個人是要有人格的，人窮骨頭要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