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在大渡河畔信函的歷史之謎

　　【摘要】：石達開信中說：“惟是閣下為清大臣，肩蜀巨任，志果推誠納眾，心實以信服人，不蓄詐虞，能依清約，即冀飛緘先復，并望賁駕遙臨，以便調停，庶免貽誤，否則閣下遲行有待，我軍久駐無糧……”……

　　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在遭太平天國內部猜忌被迫分兵出走之后，堅持進軍四川，打算自立一國，結果在大渡河畔被清軍與地方土司緊緊圍困，成為釜中之魚。石達開率領軍隊左沖右突，未能血戰脫險。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石達開命軍師曹偉人給清軍寫了一封信。信中說：“竊思求榮而事二主，忠臣不為；舍命以全三軍，義士必作。”(《太平天國文書匯編》)請求清軍赦免他的部下。他把信寫成后，用箭射入駐守在大渡河對岸的清朝四川重慶鎮總兵唐友耕的軍營中。關于這封信的收信人，有人說是重慶鎮總兵唐友耕，有人說是四川總督駱秉章。正因為這兩種說法各有憑據，成為一大疑案。

　　1908年，唐友耕的兒子唐鴻學為其父所編《唐公年譜》印刷出版。年譜中附錄了石達開的信，介紹說這封信是石達開寫給唐友耕的，也就是說石達開是向唐友耕乞降的。

　　關于石達開寫信給唐友耕的事，《紀石達開被擒就死事》一文記載特別詳細。文中說，石達開在“四月二十三日，以書射達北岸唐友耕營”，“唐得書，不敢奏亦不敢報。石軍不得復”。根據這種說法，唐友耕收到石達開的信后，隱匿不報，也沒有回復石達開。

　　1935年，四川瀘定西沙河壩農民高某在紫打地偶然發現了石達開的函稿三通。其中一通在《農報》上發表，標題《致四川總督駱秉章書》，收信人是駱秉章，而不是唐友耕。

　　1937年，蕭一山在寫《翼王石達開致清重慶鎮總兵唐友耕真柬偽書跋》時，認為《農報》發表的《致四川總督駱秉章書》是錯誤的。他說，他在成都黃某家中曾親見致唐友耕“真柬偽書”一通，是用翼王所遺之柬貼轉抄的。蕭一山認為《唐公年譜》附錄的石達開信函是可靠的，該信的確是石達開寫給唐友耕的。《廣東文物》按照蕭一山的說法，有《石達開致唐友耕書》。《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太平天國》所輯此信據《廣東文物》排印，因此唐友耕為收信人的說法流傳較廣。

　　但是，簡又文先生認為紫打地農民高某發現的“三遣函，其致王千戶與致唐友耕兩通……可以為真品”，因此，他的說法與蕭一山不同，但認為石達開寫信給唐友耕是可靠的，“致唐函更見之《唐公年譜》，尤為可信”(《太平天國全史》中冊)。

　　羅爾綱先生對石達開寫信給唐友耕這件事十分懷疑。他認為是唐鴻學將原收信人駱秉章盜改為唐友耕，他的意圖是要為父親臉上貼金。

　　石達開信中說：“惟是閣下為清大臣，肩蜀巨任，志果推誠納眾，心實以信服人，不蓄詐虞，能依清約，即冀飛緘先復，并望賁駕遙臨，以便調停，庶免貽誤，否則閣下遲行有待，我軍久駐無糧……”(《太平天國文書匯編》)羅爾綱指出，石達開信中“肩蜀巨任”的話，應該是對身為四川總督、擔負四川全省重任的駱秉章說的，而不是對只管重慶一鎮綠營兵的唐友耕說的。太平天國己未九年，李永和、藍大順在云南昭通府起義。當時唐友耕為起義軍中的一個小頭目，后來降清。以唐友耕的身份和地位，石達開是不會寫信向他請求赦免三軍將士的，更何況唐友耕也沒有這么大的權力。唐鴻學知此破綻，故將“肩蜀巨任”改為“當得巨任”。石達開對唐友耕的來龍去脈一清二楚，在信中怎么會稱唐友耕為清朝大臣呢?石達開說“并望賁駕遙臨”，顯然是對遠在成都的四川總督駱秉章說的，而不是對隔河相望的唐友耕說的。唐鴻學將原信改為“拜望臺駕近臨”。石達開信中還有“閣下如能依書附奏清主”的話，但是，當時總兵是不能直接向皇帝上奏的。以上種種破綻，可以證明此信是寫給駱秉章的。

　　1945年，都履和根據李左泉《石達開江被困記》整理修而成《翼王石達開江被困死難紀實》，其中附錄有石達開的信。李左泉的文章是根據土千戶王應元幕僚許亮儒遺著《擒石野史》筆記潤色重編的，來源可靠。

　　羅爾綱認為，《農報》所載高某發現的抄本和《翼王石達開江被困死難紀實》附錄的石達開信函是真實的，是沒有經過唐鴻學篡改的。石達開這封信的收信人應是駱秉章而不是唐友耕。

　　總之，石達開到底將信寫給了誰仍舊只是推測，為什么日期不對也是一個難解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