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點從1977年高考中勝出的名人們

　　13屆學生考場

　　1977年12月10日，塵封10年的中國高考考場，大門重啟。570萬考生一涌而入。

　　第一場考試，半小時之內，很多考場都有人廢然退場。堅持到底的人中，27.3萬人后來走進了中國高等學府，成為“文革”后第一批通過高考被錄取的大學生。

　　一般認為，1977年的高考，是從積聚了十多年的優秀人才中選萃。廈門大學的高考研究者劉海峰糾正這個概念說，那是13屆考生的同場競技。

　　是年，政策允許部分優秀的1978屆學生提前參考。考場里坐著的，其實是從1966屆到1978屆，共13屆學生。

　　他們中，有夫婦、有父子、有師生，不少是一家幾兄弟數姐妹同場考試。武漢大學教授於可訓所在水果湖中學考場，26人全是“老三屆”高中生。因為是“老童生”，監考老師額外準許吸煙。

　　從1966年開始的漫長的十余年停考，讓高考這個概念，對當時的人們來說，已經相當陌生。

　　劉海峰的同事，廈門大學謝作栩老師，當年正在福建寧化縣安遠鄉插隊。一個老鄉的孩子報名高考，貼著照片、蓋著革委會大紅印章的準考證發到家里，全家以為這就是放榜，殺了家里唯一的一頭豬，大放鞭炮。殺豬，在知青一年只能領二兩豬肉的年月，真是大事兒。

　　謝作栩老師在回憶中感慨，人們已經習慣了工農兵蓋章就能上大學，“忘了高考到底是怎么回事兒了”。而1977年，謝，以及和他同時深陷在“黑暗的中世紀”的一代人，看到了天邊第一縷晨光。

　　這一年的高考，在很多77級大學生的眼里，都是“一場混戰”。沒有準備，沒有教材，沒有參考資料，沒有考生學歷限制，沒有上下屆錄取率的比較，有的只是被“恢復高考”這個消息瞬間擦亮的希望和熱情。

　　進入考場之前，很多人對復習備考，都感到老虎啃天無從下嘴。所有跟中學知識有關的書籍，被搶購一空，多少年前用廢的作業本成了復習寶典。學習的風氣如燎原的星火滾過中國大地，劉海峰用“狼看見食物”形容當時的人們見到書時的樣子，新華書店成為最熱門、最擁擠的去處。

　　進入考場之后，據河北內丘縣1977年考生趙新芳回憶，60多人的考場，像平時上課學習一樣，倆人一桌，根本不像現今又是單人單桌、又是桌斗朝外那樣戒備森嚴。一般人也沒有作弊的意識，就是想作弊都不成，看書——沒有，看別人——都不會，甚至連監考老師都不會。

　　而走出考場之后，每個人骨子里的樂觀主義或悲觀主義傾向都充分地展現出來。現在廈門大學任教的另一位77級考生一言以蔽之:誰都以為自己考得上，誰都以為自己考不上。志愿填報，也因為對考試成績的無法估量而亂作一團。

　　樂觀主義考生趙新芳，填報了“北大新聞系”，以平均分高出當年度初選線1分的成績被錄在河北師范大學邢臺師資專科班。現任北大教育學院教授、當年的八級鉗工考生陳向明，三個志愿全報的湖南師大。陳回首往事，笑言:哪兒有這么報志愿的！真是不會啊。

　　謝作栩老師目睹的最極端的悲劇，則是在武夷山脈中當小學老師的知青，考完后自己覺得損失了一道20分的大題，在等待命運判決的輾轉和絕望中自殺，而錄取通知書不久即到。

　　這場倉促、混亂而又激情飽滿的考試，成為此后30年中國巨變的起點。

　　在這個13屆學生的考場上勝出的，還有這樣一些名字: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中投公司董事長樓繼偉……

　　一代國人的個體命運由此峰回路轉。在這些個體命運的轉折背后，是一個國家從谷底的返身掉頭和艱難攀升。

　　中山大學77級學生、北大教授陳平原就此評論:在如此低的層面起步，我們與國家一起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