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40年：從單一向多元 從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

　　回望高考來時路

　　——寫在恢復高考40周年之際

　　從1977年恢復高考開始，一根“指揮棒”改變了中國。40年來，高考伴隨著民族的記憶，記載了整個社會的變革；40年來，數(shù)以億計的青年學生通過高考走進了另一種人生。

　　而在這40年間，改革的步伐也從來沒有停止過。其中，既有技術方面的改進，也有制度方面的革新，體現(xiàn)了多元化的價值追求。

　　回顧高考40年的改革歷程和實踐探索，留給后人的是充滿智慧的經(jīng)驗和無比寶貴的借鑒。只有正確認識高考改革對社會變革的促進作用，才能為我國高考改革的推進，拓展無數(shù)新視角，提供更多有益的思路。

　　將新聞進行到底

　　本報記者唐婷“特價高考房”“帶空氣凈化器”……一些臨近學校的酒店，紛紛打出這樣的字幕牌，預示著一年高考季的來臨。

　　對《水利學報》主編程曉陶來說，40年前的那場高考可沒有如此貼心的服務。1977年，身處三三工程局的他，聽到恢復高考的消息時，內(nèi)心激動不已。他曾經(jīng)以為這輩子不會再有上大學的機會。

　　然而，命運跟他開了個玩笑。1977年他參加高考之后，焦急等來的，卻是單位領導的道歉。工程局接到省招生辦的通知，要補交其家庭的政審材料，但時間已來不及，以致那年他的成績因材料不全而作廢了。1978年，他再次參加高考，如愿成為了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水電站動力設備專業(yè)78級的一名學生。

　　“1977年剛恢復高考，許多高校準備不及，77級的考生是到1978年春天才入學的，我們?nèi)雽W時間只比他們晚了半年。”程曉陶對科技日報記者說道。

　　高考改變命運一家6姐弟圓大學夢

　　時間拉回到上世紀60年代。母親是大學老師，父親是省直機關干部，雖然有這樣的家庭背景，但是程曉陶的求學之路并不平坦。

　　1969年冬，初一才上3個月的程曉陶跟隨父親一塊“下放”到五七干校。父輩們在田間勞作，半大的孩子們也跟著摘棉花、放牛。時間一長，家長們有意見了：大人下放勞動改造，孩子們可不能就這么荒廢了，要給孩子們辦學校。經(jīng)過一番努力，干校同意從下放干部中抽人出來給孩子們上課。

　　當時干校的條件十分簡陋。晴天，學生們自帶小板凳圍坐在樹林里，老師把黑板掛在樹杈上講課。雨天，大家便擠在干校食堂里點上汽燈學習。“盡管開始條件簡陋，但抽來教書的老師們都特別優(yōu)秀、敬業(yè)。4年的干校中學，給我打下了較好的學習基礎。”程曉陶說道。

　　高中畢業(yè)后，因為上學無門，1973年春天，程曉陶走上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的道路，在農(nóng)村接受了兩年半的貧下中農(nóng)再教育。后來，他通過招工進入三三工程局，成為綜合廠鋼筋車間一名普通工人。

　　恢復高考頭年，除了最小的弟弟外，程曉陶家有5姐弟同時報考。當時，他和姐姐是工人，妹妹和兩個大點的弟弟是插隊知青。高考復習時最難的是，課本早丟光了，也沒地方買。程曉陶的母親和她所在學校的老師們編寫了一些復習資料，每次母親都用復寫紙一式五份地抄好，郵寄給分散在各地的子女們。

　　在那樣特殊的年月里，每每收到母親寄來的手抄課本和練習題，程曉陶都視為珍寶，一遍遍地演算復習。他當時是車間的文書，住在廠區(qū)辦公室里，前后都是生產(chǎn)車間。加工鋼筋的空壓機噪音很大，他由此練就了一番在巨大噪音中充耳不聞、全神貫注的學習本領。以至于回來后母親有時叫他不應，還以為是有了耳背的毛病。

　　1977年高考后，程曉陶的姐姐、妹妹和大弟相繼收到了大學錄取通知。其后78、79年，他和五弟也如愿以償，兩年后高中畢業(yè)的小弟考上了大學。“高考改變了我們一家6姐弟的命運。”程曉陶感慨不已。

　　時至今日，盡管高考一路走來伴隨諸多爭議，但在程曉陶看來，高考是一種相對公平的選拔方式，給了許多年輕人接受高等教育，從而改變命運的機會。

　　高考錄取率一路攀升從精英教育邁向大眾教育

　　恢復高考制度之初，受“文革”時期高校停止招生、高等教育資源嚴重短缺和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低等因素影響，普通高校招生考試競爭十分激烈。其激烈程度用“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來形容似乎也不為過。

　　據(jù)有關資料測算，1977—1981年，普通高考錄取率分別為4.8%、6.6%、5.9%、6%、5.5%，遠低于“文革”前五年的高考錄取率。上世紀80年代中期至1998年，高考錄取率開始從11.6%升至36%，高考競爭程度雖有所緩解，但仍然是“金榜題名難”。

　　事實上，出于高考錄取率的壓力，經(jīng)過一定比例的選拔考試，才能邁入高中門檻。而接受過高中教育的適齡青年，只有少部分能夠跨入大學校門。在廈門大學(分數(shù)線,專業(yè)設置)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張亞群看來，當時的大學教育屬于典型的“精英教育”。

　　為了讓更多的人能有進入高校深造的機會，我國高等教育從1999年開始連續(xù)大擴招。與之相伴的是，高考錄取率的大幅上升。據(jù)統(tǒng)計，1998—2005年間，高考報考人數(shù)年均增長11.58%，高考錄取人數(shù)年均增長23.75%。到2015年，全國高等教育在校生規(guī)模已達3700萬人，位居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達40%，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從最初的100個人錄取5人左右，上升至70多人，我國高考錄取率一路攀升。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逐步邁向“大眾教育”。在一個大多數(shù)人都能上大學的年代，考上大學已經(jīng)不是稀罕事，現(xiàn)在大家更關注的是考上的是不是好學校、好專業(yè)。

　　從單一考試走向多元評價自主招生成人才選拔新路徑

　　長期以來，我國高考選拔生源主要依據(jù)統(tǒng)一考試成績。張亞群指出，這種選拔方式在保障考試公平方面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也有效地選拔出大批優(yōu)秀人才。另一方面，單一的考試取才也存在片面性，尤其是對中小學教育產(chǎn)生嚴重負面影響，不利于學生全面發(fā)展。

　　為了打破“一考定終身”的局面，新一輪高考改革提出實行“兩依據(jù)、一參考”，即招生學校依據(jù)統(tǒng)一高考和高中學業(yè)水平考試成績，參考綜合素質(zhì)評價擇優(yōu)錄取。這是當今高考改革的亮點，也是難點所在。按照國務院提出的全國高考改革方案的大框架和總體目標，各省根據(jù)實際，制定具體的高考改革方案。

　　按照新一輪高考改革要求，在科目設置上，普遍實行“3+3”高考新模式，文理不分科，發(fā)揮“統(tǒng)考”與“選考”的各自優(yōu)勢，適應素質(zhì)教育和創(chuàng)新人才培養(yǎng)的要求。在記分方式上，各省高考語文、數(shù)學、外語每門滿分150分，計入考生總成績；選考科目按等級賦分，具體分值及等級略有差異。

　　張亞群認為，這一改革旨在保障人才選拔的科學性，提升考試的信度與效度。高考外語等科目提供一年兩次考試機會，擴大考生的選擇性。“考生總成績+綜合素質(zhì)評價”的評價方式，體現(xiàn)了“多元評價”的教育要求。

　　變革的不僅僅是科目設置和計分方式。自2003年首批22所部屬大學試行自主招生后，試點范圍不斷擴大。經(jīng)過十多年不斷探索，高校自主招生走過了從單獨招考、聯(lián)合招考，到如今高職院校與學術型高校招生分類招生，以統(tǒng)一高考為基礎，進行綜合評價的不同路徑。

　　與此同時，高考也不再是學生上升的唯一通道。近年來，不少優(yōu)秀的學生選擇報考海外大學，通過留學海外來拓展國際視野。在一個多元化的時代，無論是考生，還是家長，選擇都更為從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