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屬高校“地方化”嚴重 當地生源比例超70%

北京孩子上北大的是河南的60倍、浙江孩子上浙大的是江西的30倍、山東孩子上山大的是廣東的36倍——

部屬院校招生中的人為地方化在三個方面導致了公民受教育機會的不平等后果

2009年全國統一招生工作結束后，關于部屬院校招生“地方化”嚴重的問題再次引起社會各階層的爭議。在9月19日舉行的“高校招生與憲法平等”學術研討會上，高校的法學教授們尖銳地指出：部屬院校招生中的人為地方化在三個方面導致了公民受教育機會的不平等后果。

部屬大學招生地方化嚴重，

目前，我國的公辦大學分為兩大類：部屬院校和地方院校。地方院校是指傳統上隸屬于省市、主要靠地方財政供養的高校，主要面向所屬地招生;部屬院校則是指隸屬于教育部等中央部委、主要靠中央財政供養并通常被認為“屬于全國”的高校，主要面向全國招生，全國有100多所部屬院校，在北京的部屬院校有23所。

但是9月19日在北京大學法學院舉行的“高校招生與憲法平等”學術研討會上，眾多的研究者卻指出“部屬院校招生地方化現象非常嚴重”，北京大學變成了“北京人的大學”、復旦大學變成了“上海人的大學”、山東大學變成了“山東人的大學”、浙江大學變成了“浙江人的大學”。

“浙江大學是教育部直屬，是首批進入國家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設的重點大學之一，完全有理由相信她是全國千萬考生中的理想大學。”杭州師范大學法學院教師劉練軍對近年來“浙江大學”招生狀況調研后說，“但是現行的招生體制，卻讓外地考生要考入浙大猶如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

劉練軍用今年浙江大學在浙江與河南、江西兩省招生人數對比說明這個問題的嚴重性。2009年河南有96萬人參加高考，但浙大在河南僅招收68人，平均1萬名考生中都沒有1人有機會上浙大;江西有考生36萬多人，浙大亦只招收70人，平均每5000人中沒有1人可能跨入浙大;相對而言，2009年浙江僅有考生32萬多人，但招生名額卻多達2374人，平均1000名考生中就七八人有機會被浙大錄取。

研究者通過大量的調查研究發現，目前一些部屬院校的招生指標分配甚至掀起了“高度人為地方化浪潮”，中山大學、浙江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等部屬院校在所在省的招生比例都占到60%以上甚至達到70%左右。這些本該全國招生的部屬院校成了“名副其實的地方院校”。

回報地方壓力和高校合并風潮，

本該滿足全國人民接受良好高等教育的部屬院校，緣何招生越來越地方化了呢?

“部屬院校所在地方的政府一般都對部屬院校有各種形式的支持，尤其是省部共建后，地方政府向部屬院校投入了大量資金、土地等，而這些支持大都是有附加條件的。”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博士后、山東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曲相霏說，“即要求高校增加在當地的招生名額。”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接受采訪時表示，復旦大學近年來本地招生比例從10%擴大到40%的原因就是省部共建，上海市和教育部均投入復旦大學6億元，復旦大學就要提高本地招收的比例。山東大學根據“985工程”共建協議在8年內得到省政府10億元投入，山東省發改委和教育廳由此對山東大學提出本地招生比例超過60%的要求。

高校合并風潮加劇了部屬院校地方化趨勢。例如，引領了中國高等教育“合并”熱潮的浙江大學就是1998年與杭州大學、浙江醫科大學、浙江農業大學“四校合并”而成，后三所都是浙江省屬大學，主要在浙江省內招生，浙江大學在合并時自然也合并了這三所大學在本地的大量招生計劃。1999年，浙江大學本地生源比例從原來的30%左右直升到70%.同樣的，上海交通大學合并原來市屬的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山東大學合并原來省屬的山東工業大學等后，本地本科招生比例都上升到50%左右。

部屬院校招生中人為地方化，

調查數據顯示，部屬院校招生中存在的人為地方化現象，在三個方面導致了公民受教育機會的不平等后果。

“部屬院校的高度地方化，阻止了外地考生的向上流動。”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博士后、山東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曲相霏說，“因為很多高度人為地方化了的部屬院校是全國著名的一流大學、重點大學、研究型大學，其所在的地方為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這些部屬大學的地方化就使外地考生進入理想大學的機會大為減少，例如北京考生考上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機會可達到外地考生的30倍，北京孩子考上北大的概率更是河南的60倍。”

曲相霏指出，部屬院校的高度人為地方化也阻止了考生的橫向流動。例如一個山東考生想考入南京大學的機會大大低于江蘇考生、考入浙江大學的機會大大低于浙江考生，但是他考入山東大學的機會又大大高于非山東考生。

部屬院校的高度人為化還導致了各地考生被部屬院校錄取的機會極為不同，并對考生的總錄取率也產生影響。曲相霏指出，由于部屬院校在全國分配不均，部屬院校相對集中的地區所獲得的招生總額明顯高于其他地區。例如北京有23所部屬高校，上海有8所部屬高校，而河北等省只有1所部屬院校，廣西等省甚至沒有任何部屬院校。

招生體制改革需要中央動手，

專家們指出，在我國東西南北地域文化和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太大的情況下，部屬院校破除一刀切嘗試多元化的招生方案，或許能造就教育公平和優質生源雙贏局面。曲相霏等人還給出了建議方案。

他們建議，部屬院校最基本的招生方案應是按各省人口或各省參加高考的人數為基準劃分它在各省的招生名額，唯有如此才能保障各個地區考生平等的受教育權;其次部屬院校自主招生比例應該控制在一定范圍內，現階段最多不應該超過總招生數的10%，這是因為自主招生過程有太多的個人主觀判斷因素，當下社會公眾普遍對帶有個人主觀判斷的因素難以給予充分信任，另外參加自主招生的考生必須通過網絡向部屬院校提出申請，而當下廣大農村網絡依然不普及，他們就很少有人有機會通過網絡獲取足夠而又及時的有關部屬院校的招生資訊。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千帆則指出，部屬院校要想去掉地方化趨勢，光靠院校自身的努力不夠。“盡管高校招生方案的制定主體是高校，雖然中國政法大學一度嘗試改革，但是總的來說，改革的動力不可能來自高校。”

依靠誰呢?張千帆認為，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防控地方歧視正是最重要的中央職能之一。高校招生的地域平等就是中央必須管起來的一件事情，因為這件事情恰恰是地方和高校自己不可能做到的。

其實，部署院校招生地方化趨勢已經引起教育部門的高度重視。2009年，教育部就發文要求各部屬院校本科生招收學校所在地生源比例不超過30%.“但是各大高校的招生方案顯然沒有相應調整，看來這個規定目前還不是硬政策，而只是供高校參照執行的建議而已。”張千帆說，“今后，即便教育部不管別的，也要嚴格落實本地學生的錄取比例，并逐年下降本地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