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歷史復習有“捷徑”，學會這套方法，考試高分不難

　　1．分封制與宗法制

　　【錯因】對兩者的關系理解不到位，不能根據材料信息判斷反映的是分封制還是宗法制。

　　【正確理解】分封制與宗法制是周朝的重要政治制度，體現了其家國一體、注重血緣宗族的統治特色。從“國”的角度上看即為分封制，從“宗族”或者“家”的角度上看即為宗法制，宗法制是維系分封制的等級秩序的一種制度保障。

　　2．專制主義與中央集權制度

　　【錯因】對兩個概念理解不到位，不清楚二者的異同點。

　　【正確理解】首先，專制主義側重于君主權力與宰相權力之間的制約與平衡，如隋唐以前宰相位高權重，而唐宋以來隨著皇權的加強，相權被分割、牽制，清朝軍機處的設立標志著專制主義達到頂峰；中央集權側重于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力分配與均衡，一般來講，中央權力與地方權力均衡，國家政治狀況、社會環境相對較好，當中央權力過大（如北宋），地方則羸弱不堪；當地方權力過大（如唐末），國家則陷于分裂和動蕩。

　　3．郡縣制與分封制

　　【錯因】對兩個概念的內涵理解不到位，不清楚郡縣制代表的是官僚政治，分封制代表的是貴族政治。

　　【正確理解】郡縣制起源于先秦時期，郡和縣在一些地區已經出現，而且最初的縣的規模可能要大于郡，秦國商鞅變法時廢分封、行縣制，秦滅六國后開始在全國范圍內統一推行郡縣制，完全取代了分封制，二者的根本區別在于維系分封制的紐帶是以血緣為基礎的分封，而郡縣制的長官由皇帝直接任免，有利于加強中央集權，維護國家的統一。

　　漢代沿襲了秦的郡縣制和先秦的分封制，推行郡國并行制。但王國問題成為西漢初年影響中央集權和國家穩定的重要隱患，因此在漢武帝時期，通過頒布“推恩令”，基本解決王國問題，加強了中央集權。漢代以后的一些王朝偶有在個別地區推行分封制。

　　4．漢代的刺史與宋代的通判

　　【錯因】對二者的地位掌握不準確，不清楚二者與監察對象之間的關系。

　　【正確理解】漢代的刺史制度是中國古代監察制度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政治制度，體現了當時漢朝維護國家統一、注重對地方官員監察的政治文明建設的成果。漢代的刺史權力和地位低于郡守，但卻代表中央巡查地方，而且直接向皇帝匯報，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上下貫通、預防和懲治腐敗。北宋監察地方的行政官員是通判，其官階地位低于知州，但卻代表中央監察地方，直接對中央負責，因此通判與刺史同樣具有“位卑而權重”的特點。

　　5．唐朝的中書省，元朝的中書省與行中書省

　　【錯因】淆這幾個概念。

　　【正確理解】唐朝中書省是三省六部中掌管草擬政令的機構，其職能是參與決策。元朝中書省是中央最高行政機構，負責總領各行省，又兼轄腹里（今冀、晉、魯等地區）。元朝在地方設立行中書省，簡稱行省或省，是地方最高行政機構。

　　6．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錯因】認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就是指一半是殖民地社會，一半是封建社會。

　　【正確理解】半殖民地是部分而不是完全喪失國家主權，半封建是既保存了封建主義又發展了資本主義；半殖民地是從國家的政治地位上看的，半封建是從社會經濟結構上看的；從社會發展形態而言，半殖民地是歷史的沉淪，半封建則是歷史的進步；半殖民地半封建包括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深刻內涵。

　　7．太平天國運動與義和團運動

　　【錯因】不能客觀評價這兩次農民運動。

　　【正確理解】這兩場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中比較典型的農民運動，從階級斗爭史觀的角度看，這兩場運動地位較高，但從文明史觀、近代化史觀的角度分析，二者具有很強的階級局限性，對當時中國社會產生巨大的影響。究其根源在于農民階級不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其斗爭目標、方式以及指導思想具有典型的小農色彩。但需要注意的是太平天國后期頒布的《資政新篇》是中國歷史上最早明確提出學習西方、促進中國近代化的綱領、方案；義和團運動的指導思想“扶清滅洋”既帶有一定的愛國主義色彩，也帶有明顯的盲目排外的思想。

　　8．辛亥革命

　　【錯因】對辛亥革命最后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認識不到位。

　　【正確理解】從辛亥革命的直接結果來看，它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華民國，應該說是取得了勝利。但從最終結果來看，它并沒有改變中國的社會性質，沒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9．民國初年民眾的思想狀況

　　【錯因】認為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觀念深入每一個中國人的心中。

　　【正確理解】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主要針對的是城市中的知識分子人群；而廣大農村的下層群眾仍受封建儒家思想的束縛，所以辛亥革命后開展新文化運動就顯得十分必要了。

　　10．十年對峙時期中共的革命道路

　　【錯因】對毛澤東探索出正確革命道路后還存在著兩種不同道路的斗爭缺乏清醒認識，錯誤地認為毛澤東探索出正確革命道路后，中共領導人就全部放棄了“城市中心論”。

　　【正確理解】南昌起義、秋收起義的先后失敗，已經在實踐上證明照搬蘇聯的“城市中心論”是錯誤的，是與中國的國情不相符的。經過井岡山地區的革命實踐，毛澤東提出了符合中國國情的正確的革命道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但是黨中央的主要領導人并沒有馬上接受這一正確道路，而是在堅持“城市中心論”，所以1927年之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共黨內都存在著兩種不同道路的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