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德國人對中國高考的建議

　　來自德國的“80后”小伙子劉澤思是個地地道道的“中國通”：一口流利的中文讓很多普通話不標準的國人都有些汗顏，而接到記者要采訪的電話時，劉澤思隨口就說：“你到我單位來吧！”他的“單位”是北京的一家外企。此外，他還有一個身份：北京大學的在讀博士。

　　有件事情讓這個“中國通”百思不得其解：為什么一說到中國的高考改革，制定教育政策的官員卻總是言必稱英國、美國？最典型的，就是高考增加面試招生這個環節。

　　“中國有13億人口，2000多所高校，美國、英國有多少人口？他們有多少所高校？他們的情況可以進行面試，中國可以嗎？”劉澤思問。

　　他最不能理解的是，制定政策的官員似乎忽視了一個大前提：中國的13億人口中，有9億是農民。

　　幾年前，劉澤思曾經到寧夏西海固轉了一圈。

　　著名的國家級貧困縣西吉下面的一所學校讓他很震撼。在劉澤思看來，這個學校都是危房：教室除了凳子、桌子和燈，其他什么都沒有，甚至連窗戶玻璃都沒有。100多個孩子每天早上五點多就要起來讀書。一整天的時間，除了看書，孩子們就吃一個饅頭，喝點水。

　　一名叫小馬的孩子盡管已經是高三的學生了，但是看起來只有十二三歲。在小馬那張蒼白的小臉上，充滿著渴望的眼神。小馬告訴劉澤思自己的學習計劃：幾點學英語，幾點學數學，幾點學……

　　劉澤思現在還記得小馬告訴自己那個計劃時，雙眼中透出的那種決心：“我一定要學出來，上大學，光宗耀祖。讓全家有一個好的未來。”

　　當地的農民告訴劉澤思，農村出來的孩子，什么人也不認識，也可能家里非常貧窮，父母可能連普通話都不會說，但是可以通過高考這個途徑上全中國最好的學校，最好的專業，最后成為國家的棟梁。

　　“高考是個非常適應中國國情的人才選拔方式。但是，如果讓小馬這樣的孩子去參加面試，他能進得了學校的大門嗎？”劉澤思問。他替農村的孩子算了筆賬：到當地去面試，要多大一筆錢啊！在西海固，連溫飽都有問題，更別說讓他們到大城市面試了！“這個政策簡直是糊涂！這樣一搞，農村的孩子根本上不了大學。這個機會就不是給貧困家庭的孩子準備的。”他說。

　　在劉澤思看來，現行的這套高考體制已經很讓農民吃虧了。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從各個學科來說，無論是教材還是師資，農村都要遠遠落后于城市。英語是最典型的。對農民而言，英語是“鳥語”，而英語在高考總分中占的權重又很高，很多地方高考總分750分，英語就占了150分，這已經讓農村考生虧了很多分，還不算不少地方把英語聽力計入總成績。

　　“我們吃的是農民的糧食，住的是農民蓋的樓，為什么不能保證他們的公平？”他問：“沒有金融家，我們可以活下去。但是沒有農民，誰能活的下去呢？他們才是國家的根本。”

　　劉澤思有個業余愛好，就是研究中國的科舉制度。在他看來，1905年廢除的科舉的根本，是用比較客觀的制度來選拔國家的人才，這個傳統又通過高考這個手段延續下來。在中國這樣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維護公平是高考最主要的作用。

　　“科舉有自己的問題，高考也有自己的問題。說的好聽，高考是客觀制度，說的不好聽，是頑固或者死板的制度。”劉澤思說：“高考的確委屈了很多人。我的朋友中就有這樣的人。如果你給他一個面試的機會，對這些人來說，絕對是造福了。但是從大的層面來說，一個政策的改動，你必須考慮這個改動有哪些好處，哪些害處。”

　　劉澤思認為，增加高考的主觀性，可能發掘出不善于應試的人，但是還會有另外一個后果，就是農村學生很難被發掘出來。那些主觀的東西，比如參加面試，相對城市考生而言，農村學生的素質低，衣服破爛，普通話也講不好。最后的結果是，少數人會有一些改善。但是，更多的一部分人被剝奪了權利。

　　現行的高考改革，話語權不在農民手中。就一些地方已經改革的步伐而言，劉澤思認為，對農民不公平。比如說，主觀的面試和客觀的考試，城里人都可以參加。但是對占中國大多數人口的農民來說，只有一條路。

　　“中國的高考需要改革，但是萬萬不能這樣改革，不能動搖公平的基礎。中國與國外不一樣，必須有自己獨到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改革不可以阻斷底層向上流動的渠道。”劉澤思說。

　　“如果我是中國的教育家，農民問，為什么我們只有一條路呢？我沒有臉告訴他們，因為你是農民，所以我少給你一個上升的渠道。”劉澤思說。“對我而言，那些農民不僅僅是個數字，他們是活生生的人，不僅僅有才華，也有理想。他們可以不滿足自己的理想，但是國家一定要給他們一個機會，哪怕這個理想很遙遠，但是一定要有一個公平的渠道，讓他們去實現自己的理想。”

　　劉澤思有個建議：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們，能不能少跑美國、歐洲，多跑跑西海固。少跟奧巴馬聊聊，多跟西海固的小馬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