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難點與模糊點

　　作者：北京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所長，山東大學文科一級教授，教育部義務教育語文教科書總主編，教育部課程教材專家委員會委員　溫儒敏

　　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是我這兩年一直關注的事情。去年夏天，我分析了教育部及北京等一些省市出臺的改革框架后，發表過一些關于高考改革的學術意見。可是今年9月4日以國務院名義頒發的《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簡稱“《實施意見》”)，讓我多少感到有點“失望”。我想，許多關注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學者都會有同感。我們都知道，2010年7月國務院曾頒布《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簡稱“《綱要》”)，其中就有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路線圖。若把現在的《實施意見》和原來的路線圖作比較，就會發現現在的改革力度打了很大折扣。

　　原先《綱要》給高考和招生制度改革制定的路線圖體現在這句話中：“探索招生與考試相對分離的辦法，政府宏觀管理，專業機構組織實施，學校依法自主招生，學生多次選擇，逐步形成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的考試招生制度。”概括來講，這個改革總思路就是“招考分離”，用多元錄取的改革替代現有 “獨木橋式”的高考錄取辦法。其邏輯很明顯，就是抓住“招考分離”這個“牛鼻子”，來倒逼基礎教育乃至整個教育制度的改革，解決多年來始終纏繞不清的諸多教育難題。因此很多學者對《綱要》所定的“招考分離”的思路評價很高，充滿期待。

　　直到2013年底，教育部一些領導出來“下毛毛雨”，透露高考改革趨勢，仍然把“招考分離”定為改革的方向。當時一些省市就跟進，按照《綱要》精神設計出各自的改革框架，有的已經非常具體，有許多細節都在往“招考分離”上靠攏。而一般民眾比較關心的則是高考科目的調整，因為這很現實。當時有些省市的設計是降低英語學科分數在高考招生中的權重，實行社會化考試，一年兩次考試；同時增大語文成績的權重，甚至增加到180分。其實這也是實施“招考分離”的一環。

　　原來《綱要》的改革思路是多年來實踐、討論、研究的成果，來之不易。在“招考分離”這個改革的大方向上，社會正在形成共識，大多數國人都期待這次改革的到來。但是現在看來，改革果然碰到了巨大的阻力，觸及某些既得利益，真正是進入“深水區”了。《實施意見》的頒布，當然也是改革的推進，但步子小了，除了一些權宜的政策性調整，幾乎很少制度性的觸動。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曾經響起隆隆的雷聲，現在好像只下了幾滴雨。

　　《實施意見》雖然也提“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這是最要緊的三句話，但整個調子變了，“招考分離”被淡化了。那么強化的是什么？是公平問題。整個改革的重點就從“招考分離”轉向了“教育公平”。《實施意見》很鮮明地提出要把“促進公平公正作為改革的基本價值取向”。這方面的要求擺在《實施意見》前面，措施也非常具體，比如提到“增加農村學生上重點高校人數”，強調將繼續實施國家農村貧困地區定向招生專項計劃，由重點高校面向貧困地區定向招生；部屬高校、省屬重點高校要安排一定比例的名額招收邊遠、貧困、民族地區優秀農村學生等等。

　　在高考科目和內容安排上，《實施意見》也做了“妥協”，措施變為：考生總成績由統一高考的語文、數學、外語3個科目成績和高中學業水平考試自選的3個科目成績組成。原來打算只考語文、數學，英語改為社會化等級考試，現在還是回到考三科。只不過提出了不分文理科，外語提供兩次考試機會，以及計入總成績的高中學業水平考試科目，由考生根據報考高校要求和自身特長，在思想政治、歷史、地理、物理、化學、生物等科目中自主選擇。

　　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回撤”？我理解是，改革從當前大局出發，要強化和突出“教育公平”。而原先設計的以“招考分離”為主軸的比較大的改革內容，和這一指示可能一時難于彌合，只好將其淡化。

　　強調“教育公平”有沒有必要？當然有必要，主要是現實考慮。這些年改革碰到前所未有的阻力，社會矛盾突出。從大局出發，肯定要首先考慮這種情勢，盡可能消弭尖銳的社會矛盾。看重“教育公平”，首先考慮保障公平，是從大局考慮，符合當前大多數學生和家長特別是教育相對落后地區的訴求。我們現在只能這樣來理解：改革成本太大，有時也必須有點“妥協”，即所謂博弈。先把有可能引發社會矛盾的問題解決了，通過先“治標”，以換取“治本”的條件。我們常感嘆中國的制度改革滯后，往往都是廣泛征求意見，最終還是主管部門說了算，從上到下的決策難免慢幾拍，這大概也是國情。

　　無論如何，改革方案已經出臺，下一步就看怎么實施了。《實施意見》還是比較粗的，改革力度又打了折扣，有些措施的可行性仍然值得擔憂。由于現在離全面實施仍然有段時間，教育部讓上海、浙江等省市先行一步，做好試驗，所以在《實施意見》大的框架內做些調整、完善，還是有可能的。這里從“補臺”的角度，提出幾點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