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資產階級認識的歷史變遷

　　從王震訪英說起

　　上個世紀70年代末，中國副總理王震訪問英國。王震聽說英國大部分工人、職員、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約占全國人口70%的普通百姓，都擁有在中國人看來相當闊綽的私人住宅和家用轎車，每年度假可以出國旅游，感到非常驚訝;他帶著“訪貧問苦”的明確意向要求訪問一位失業丁人。中國駐英大使柯華陪同王震來到一個失業工人的家。.王老有點眩暈，這是失業工人嗎!?他看到了什么呢?

　　這個失業工人住著一棟一百多平方米的兩層樓房，有餐廳、客廳，有沙發、電視機，裝飾柜子里有珍藏的銀器，房后還有一個約五十平方米的小花園。由于失業，他可以于納稅，享受免費醫療，子女免費接受義務教育。(1)

　　干震看后感慨良多。原來想當然地以為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的英國工人，生活水平竟然比中國的副總理都高。柯華大使告訴他：“我曾問過一個清潔工人，他每周收入約一百英鎊;一個開電梯的工人，每周收入為一百五十英鎊。”按當時英鎊對人民幣匯率1：5.91概算，清潔工的周工資相當于人民幣五百九十一元;電梯工的周工資相當于人民幣八百八十六元。王震是五級高于，那時每月工資不到四百元，周工資不到一百元，相當于英國一個清潔工周工資的1/6，電梯工周工資的1/8。中國的貧窮社會主義太相形見絀了。如果不是拿中國高官與英國工人相比，而是兩國百姓作對比，差距就更大了。據專家計算，1978年中英兩國人均國民收入的比例是：1:42.3。(2)就是說，英國普通百姓的收入比中國普通百姓的收入高四十二倍。

　　我國駐英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于日參加了接待工作，他在《旅英十年——重新認識資本主義》一文中稱：“有人問王副總理對英國有什么觀感，王出人意料地說了這么一段話：‘我看英國搞得不錯，物質極大豐富，三大差別基本消滅，社會公正，社會福利也受重視，如果加上共產黨執政，英國就是我們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

　　王震訪英歸來，成為當時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堅定支持者。王震是中共領導集團的重要成員。他對英國這種民主社會主義模式的認識過程，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從帶有成見的懷疑、蔑視到驚訝、贊嘆、向往。以鄧小平為核，b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是把西歐民主社會主義作為參照物制定改革開放政策的。英國民主社會主義奠基人是工黨首相艾德禮。王震訪英時是保守黨執政，撤切爾夫人當首相。按照我們原來的分類，英國保守黨是資產階級政黨，英國工黨是修正主義政黨，一資一修，把英國搞得“物質極大豐富，三大差別基本消滅，社會公正，社會福利也受重視”。看起來我們過去所批判的“資本主義道路”、“修正主義道路”并不是那么可怕，恰恰是我們夢寐以求實現不了的幸福社會。自視為根紅苗正的共產黨人辦不到的事情，被“修正主義”和“資產階級”政黨辦到了。這是怎么一回事?這和長期以來我們某些革命經典對資產階級的看法有關。比如，《共產黨宣言》。

　　《共產黨宣言》對資產階級的認識

　　發表《共產黨宣言》時，馬克思三十歲，恩格斯二十八歲。恩格斯二十三歲來到曼徹斯特他父親的工廠里丁作。曼徹斯特資本主義給他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他還陪同馬克思參觀了曼徹斯特的血汗工廠，他們認識資本主義是從這里開始的。

　　19世紀40年代的英國倫敦、利物浦、曼徹斯特等大城市，托福于產業革命，一座座大工廠拔地而起，英國已經成了“世界工廠”。英國的產品幾乎占整個世界工業產品的50%。財富像魔法一樣從工廠涌流出來。’、鱗次櫛比的商業街，豪華的大劇院;哥特式的教堂，，林蔭道兩旁寬敞舒適的富人住宅，每一刻鐘或半點鐘都有公共馬車經過。產業革命創造了燦爛的城市文明。

　　在這些城市文明光環照不到的地方，掩藏著一個悲慘世界，這就是工人的貧民窟。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又被稱為“野蠻資本主義”。曼徹斯特是英國紡織業的中心，是“野蠻資本主義”的典型，那里的工人受的苦難最深，給馬克思和恩格斯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在恩格斯訪問過的——個貧民窟里，他親眼看到：“往往是丈夫、妻子、四五個孩子，有時還有祖母和祖父，住在僅有的一間十至十二英尺見方的屋子里，在這里工作、吃飯、睡覺。……全區在十個當家人中，很難找到一個除了工作服還有其他衣服的人，而且工作服也是破破爛爛的;他們中有許多人，除了這些破爛衣服，晚上就沒有什么可以蓋的，他們的床鋪也只是裝著麥秸或刨花的麻袋。”(3)最可怕的是失業的威脅，一旦失業，全家人就陷入了絕境。

　　恩格斯看到了早期野蠻資本主義制度卜工人階級的貧困悲慘的生活，義憤填膺地寫道：

　　機器上的每一種改進都搶走了工人的飯碗，而且這種改進愈大，工人失業的就愈多。因

　　此，每一種改進都像商業危機一樣給某一些工人帶來嚴重的后果，即匱乏、貧窮和犯罪。(4)

　　他舉例做了細致地分析：由于頭一個發明——一個工人搖動的珍妮紡紗機——的生產

　　能力已至少比一架普通紡車高五倍，所以每一架新的珍妮紡紗機就要使五個紡工失業。生產力比珍妮紡紗機大得多而且也只需要一個工人操縱的水力紡紗機就剝奪了更多人的生討。自從許多紡紗工廠使用自動紡紗機以后，紡工的作用就全部化為烏有而由機器代替了。

　　恩格斯說，由于機器方面的各種改進，費力的工作一天天地被機器所代替，從而成年男人的工作就變成了簡單的看機器的工作，這是纖弱的婦女甚至小孩子也完全可以做的，而做這個工作所得的丁資要少一些，甚至少2/3;這樣一來，盡管生產已經擴大，成年工人卻一天天地從工業中被排擠出來，而且再也找不到工作;甚至由于機器完全代替了人力，整個的勞動部門被取消了。資產階級老爺們可以去問問曼徹斯特或其他任何地方的清道夫，去問問那些在街上賣鹽、賣火柴、賣橘子、賣鞋帶等等或者竟不得不討飯的人，問問他們過去是干什么的，他們之中有許多人會回答道：工廠工人，被機器剝奪了工作的工人。在英國產業革命時期，由于蒸汽織機的普及推廣，把八十萬熟練織工拋上街頭。

　　馬克思深受恩格斯的調查報告《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的影響，他在《資本論》第.卷巾，又搜集許多工廠調查報告，’證明恩格斯的結論：機器奪走了工人的飯碗。馬克思把機器看做是工人階級的敵對力量，他是這樣說的： 、

　　機器不僅是一個極強大的競爭者，隨時可以使雇傭工人過剩。它還被資本公開地宣布為一種和工人敵對的力量并加以利用。機器咸了鎮壓罷工即勞動反抗資本專制的這些周期性暴動的最強有力的武器。……蒸汽機一開始就是“人力”的對頭，它使資本家能夠粉碎工人日益高漲的、可能使剛剛開始的工廠制度陷入危機的那些要求。可以寫出整整一部歷史，說明1830年以來的許多發明，都只是為了保護資本對付工人暴動而出現的。(5) .

　　馬克思和恩格斯同情失業工人，為失業丁人鳴不平，想制止機器排擠工人的現象，在道義上百分之百的有理。但是，為了維持工人就業，保持工人穩定的生活，要求廠主不得添置新的機器設備，不得采用新技術，這就取消了生產力的發展，取消了財富的增加，取消了社會的進步。這是空想社會主義對他們的影響。從宏觀的歷史角度來看，用機器代替工人，或者說機器排擠了工人，是普濟天下蒼生、推動歷史進步的首善之事，正是先進生產力的不斷地發展，逐漸地把工人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才為一個更高級的社會創造著物質基礎。

　　共產黨人反對了一百多年的資產階級并不是天生的罪人和壞蛋。他們是第三等級中最勤

　　勞、最能干、最精明、最優秀的一部分。他們的祖先是農奴，他們的父輩是城關市民。《共產黨宣言}中說：“從中世紀的農奴中間產生了初期城市的自由居民;從這個市民等級中間發展出最初的資產階級分子。”馬克思和恩格斯.—方面正確地指出：“資產階級爭得自己的階級統治地位還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產力卻比過去世世代代總共造成的生產力還要大，還要多，”它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最先進的生產方式，是機械化大生產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它最積極地把科學技術轉化為生產力，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一方面又提出政治主張：為解放窮苦工人，必須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消滅私有制，剝奪資產階級，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在《共產黨宣言》發表的時候，正是英國憲章派準備在倫敦發動起義的前夕，接近爆炸的階級斗爭形勢，對工人的同情和對資本家的義憤，使他們在給“宣言 ”定稿時帶上了道德感情色彩，給資本主義判了死刑，要消滅私有制，消滅資產階級，結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且一定要用暴力。他們與19世紀初期空想社會主義者圣西門、傅立葉、歐文的區別是：三大空想家是說服國王和政府采納和實行他們理想社會的方案;馬克思、恩格斯發現了人數日益眾多的無產階級可以作為未來社會主義運動的物質載體，認為通過暴力革命，武裝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就能改造社會。按照馬克思的設想，新社會是建立在“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6)的經濟基礎上，這就是說，共產主義需要比資本主義高得

　　多的勞動生產率。資本主義是靠科學技術為支撐的新的生產方式，創造了高于封建社會的勞動生產率，戰勝并取代封建農奴制的。共產主義者手里有沒有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這是新制度能否代替舊制度的關鍵。正如列寧所正確指出的：勞動牛產率，歸根到底是保證新社會制度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

　　蘇聯和中國的共同經歷

　　列寧在《偉大的創舉》一文中說：“資本主義可以被徹底戰勝，而且一定會被徹底戰勝，因為社會主義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劌寧這篇文章的副題是《論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他想通過發動群眾加班加點、不領工資的辦法創造比資本主義“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經過七十多年的拼命努力，蘇聯也沒有創造出高于資本主義的勞動生產率來。1967年蘇聯官方公布的國民生產;總值為當年美國的——32715億美元——67%，此后再未公布。據西方權威機構聯合調查，蘇聯解體前1989年的國民牛產總值只有5120億美元，不到美國的1/10(美國同年的國民生產總值是64319億美元)。可見當年蘇聯統計公報水分之大。(8，

　　毛澤東也深知，勞動生產率，發展速度，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生命線。他在八大的預備會上說：

　　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美國。美國只有一億七千萬人口，我們人口比它多幾倍，資源也豐富，氣候條件跟它差不多，趕上是可能的。……人家一億七千Tjx.口有一萬萬噸鋼，你六億人口不能搞它兩萬萬噸、三萬萬噸鋼呀?你趕不上，那你就沒有理由，那你就不那么光榮，也就不那么十分偉大。.…—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tg)

　　他發動大躍進，放出豪言兩年要在鋼產量上超過英國。英國1957年鋼產量是兩千萬噸，中國是535萬噸。1958年他下命令鋼產量翻一番，達到 1070萬噸。命令九千萬人“土法煉鋼”，巨大的資源浪費和自然環境的破壞不算，還賠了(貼補)40億人民幣，占1958年財政收入的1/10，舊生產幾百萬噸無法利用的鐵垃圾。而真正實現超英趕美，是在改革開放后的2006年，不僅在鋼產量上超過了英國和美國(2006年中國鋼產量41750萬噸，包括英國的歐盟25國鋼產量19899萬噸，包括美國的北美自由貿易區鋼產量13350萬噸)”，而且在國民經濟總規模達到了世界第四，超過了英國。不過這不是按照毛澤東的“革命路線和革命道路”，不是按照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蘇聯模式趕上和超過的，而是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路線趕上和超過的。中國如不是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會像蘇聯一樣被開除球籍。

　　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科學社會主義”——經過七十多年拼死努力，蘇聯和中國為發展經濟趕超資本主義國家付出了餓死五千萬人的代價(蘇聯餓死 1000多萬，中國餓死3000多萬)。奪取了政權，推翻了資本主義制度，消滅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并不等于創造了高于資本主義的勞動生產率。沒收資本主義工商業，消滅小農經濟，恰恰是在阻礙和破壞生產力。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帶給社會的是票證經濟，這是20世紀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的共同經歷。

　　東德亡黨亡國的“痛處”

　　從1945年到1991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各國人民恢復和發展的四十五年。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除美國外大家都從戰爭廢墟中走出來。這四十五年是兩種制度和平競賽的四十五年。四十五年的比較，誰阻礙了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誰給普通民眾帶來了看得見、摸得著、享受得到的物質利益?人民已做了結論，歷史也已做了結論。

　　東西德作為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對峙的前哨，二戰后它們發展起步的經濟基礎是一樣的。馬克思的子孫們仔細地、深入地、長期地將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做了對比。“科學社會主義”首要的和基本的一條就是消滅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實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從1945年開始，東德的企業主即資本家們即開始往西德逃亡。東德統一社會黨(共產黨)開始認為讓這些資產階級分子走掉是件好事，可以凈化社會，減少反對派，有利于黨的統治，不僅沒有阻止，還給他們發了前往西德的通行證。到1961年跑了二百七十多萬人。后來發現，不僅資本家跑了，科學家、教授;醫生等知識分子以及一些技術工人都往西方跑。這股逃亡浪潮愈演愈烈，直接威脅到了東德的生存，于是修筑了“柏林墻”。德國統一前夕，西德的人均國民收入比東德的人均國民收入高四倍。西德的產值占兩個德國全部產值的93%，東德帶給大家庭的財富只占國家全部財富的7%。統一后，聯邦德國作為全德國的中央政府撥出巨額資金幫助東部同胞，對于幫助東部地區人民克服經濟困難，加速經濟結構的改造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東德統一社會黨垮臺后，該黨政治局委員、長期負責意識形態的京特.沙博夫斯基對本黨的失敗有深沉地反思。閘池帶著亡黨亡國之痛說出了兩個令共產黨人“沮喪”的真理：

　　一是國有制不如私有制。在“國有制框架內”，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永遠趕不上資本主義國家，國有制的優越性是理論家推導出來的，是虛幻的，例如理論家們最愛喋喋不休地宣講：“工人們在國營企業干活是當家作主，是為自己干活;在私營企業干活是為資本家做奴隸，是受壓迫、受剝削。”德國工人的實際體驗是，在東德國營工廠里“當家作主”，掙五百馬克;到西德私營企業里去“受壓迫、受剝削”，掙二千馬克。工人們“用腳投票”，逃往西德，寧可“受壓迫、受剝削”去掙二千馬克，也不留在東德“當家作主”。

　　二是社會必須要有資本家。這個“令人沮喪”的真理是共產黨人最不愿意接受、但義必須接受的，只要他們不想像德國統一社會黨那樣被人民和歷史所拋棄。資本家是什么?是社會經濟生活的管理階層。尼克松認為：“東歐四十五年的共產主義‘和平’，甚至比西歐五年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對管理階層的摧殘更加嚴重。東歐國家普遍缺乏使資本主義杠桿起作用的高級經理、會計師及其他專業人才。”對資本家進行詆毀，把他們妖魔化，都趕到西方去，使東德發展經濟時失去了先進生產力的領頭人。這是一種痛苦的反思。東德與西德相比，多了一個意識形態的包袱，少了一個管理階層。這一多一少，是東德經濟搞不上去的根源，是東德亡黨亡國的根源。

　　當資本主義國家聯合起來進攻蘇聯，企圖將“科學社會主義”的實驗扼殺于搖籃的時候，“科學社會主義”表現了頑強的生命力，因為人民相信布爾什維克的宣傳：“科學社會主義”代表優于資本主義的先進生產力，代表一種比資本主義更富裕更公平的社會制度，經過一段艱苦努力老百姓可以過上好日子;當資本主義與 “科學社會主義”和平共處了兩代人的時段，用先進生產力創造巨額財富改善人民生活的時候，“科學社會主義”——以公有制、計劃經濟和“無產階級專政”為旗幟的社會制度——的致命的短處就暴露出來了，除了“克格勃第九局"正在建立供高級干部享樂的“共產主義”(14)外，下層干部和普通百姓得到的只是多做奉獻、少拿工資的教育以及一大把限量供應的票證，“科學社會主義”沒有辦法造成比資本主義“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沒有辦法讓人民過上像歐美百姓那樣富足的日子。和平演變是雙向的，公平的，不可抗拒的，優勝劣汰。

　　要重新認識資產階級與建設社會主義的關系

　　把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作為建設社會主義的前提是一個誤區。

　　1920年，瑞典社會民主黨和人民黨聯合執政，按照《共產黨宣言》的要求，將一批私營企業改組為國營企業。后因效率低下，引發經濟困難，1924年聯合政府下臺，停止了國有化政策的實施。民主政治能夠保證及時糾正重大政策的失誤。

　　瑞典社民黨從失敗中總結經驗教訓，認為在生產效率低下，社會財富遞減的情況下，社會主義是建設不起來的。社會主義的關鍵，實現社會公平的關鍵，不是所有制，而是分配方式。他們得出的結論是生產資料必須私有化，這種私有化是以職工持股和小股民持股與大股東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為特征的，以鼓勵私人企業創造更多的財富;財富分配必須社會化，由政府和工會來掌管，就是說由政府(在工會監督下)通過稅收把——部分企業利潤分配給弱勢群體，縮小貧富差別，建設福利型國家。這樣一種認識成為他們的新的施政綱領，1932年通過大選再次上臺執政時，大得人心，既得到了工人和其他勞動人民的擁護，又得到了資本家的擁護，竟連續執政44年!

　　在民主社會主義運動沖擊下，經過一百多年的改良，資本主義世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隨著先進生產力的發展，工人的勞動時間由十五六個小時普遍降低到每天八小時，工人的勞動報酬也已超過自己和家人的衣食所需，有了王震親眼所見的花園洋房，有了汽車，有了電視、冰箱、空調等過去資產階級才能享受的消費品，有了自己和家人從生到死伴隨一生的社會福利保障。1986年美國經濟學家W.E.H.哈拉爾出版《新資本主義》一書，宣告“舊資本主義的消亡”，“新資本主義猶如一只從垂死的時代的灰燼中飛出來的鳳凰”，“超越現有的‘舊資本主義’和‘舊社會主義’的僵化的意識形態。”世界進入新資本主義時代。

　　“發達國家的收入增長了十幾倍，從多數人每年只靠幾百美元維持生活到今天(注：這些話是1986年說的)每個家庭的收入達到26000美元以上，而每周的工作時間卻從70小時縮短到不滿40小時。有史以來，生活的基本需要第一次得到了合理的滿足，人的壽命延長了一倍，物質生活也普遍變得很舒適。”“ 運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掌握的先進生產力，可以增加社會財富總量和提高社會全體成員的生活水平。人們的經濟關系可以不再成為一方受益、另一方受損的殘酷爭奪，可以是雙贏的結局，使每個人都成為受益者，盡管受益的多少有所不同，這是一種普遍受益的同向分化。發達國家的勞資關系沒有尖銳化，沒有出現爆炸性局勢，秘密就在這里。

　　我們一直有一個大義凜然的說詞：把私營企業改造成為國營企業，是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事實義如何呢?從1957年到1978年，我國在消滅廠私有制以后的20年間，新建的和改組的國營企業由于制度性的先天缺陷，連年虧損，職工工資非但沒有提高，反而下降 5.7%。職工的年平均工資從1957年的582元下降到1978年的549元。(16)

　　日本是被我們視為“制度落后”資本主義國家。從1955年到1973年，日本三十人以上的企業職工工資提高了將近三倍，勞動生產率提高了九倍。結果，剩余價值率從1955年的314%提高到1970年的443%，是一個勞資雙贏的結局。o”

　　你要真想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像日本那樣在二十年內給工人提高三倍的工資，就得團結資產階級，保護私有制;私有制不僅和資產階級利益攸關，和工人階級的利益也是共損共榮的。

　　在中國，由消滅資產階級建設社會主義到團結資產階級建設社會主義，經歷了漫長的、曲折的探索過程。“三個代表”理論的提出，本意是要向全國人民宣示團結資產階級，建設社會主義。為了防備左翼朋友攻擊，宣傳上刻意模糊化、空泛化，雖然聲勢很大，但沒有直接點破主題。要繼續用思想解放推動改革開放，讓改革開放再上新臺階，就必須點破這個主題，讓私有制和資產階級不僅在法律上合法，而且在理論上、在輿論上合理，成為光榮體面的事業，成為富民強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力軍。我以為，“三個代表”的新意是：中國現階段的先進生產力是民營經濟，“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就是代表他們的發展要求，這是對《共產黨宣言》正確方面的繼承(正是《共產黨宣言》肯定了資產階級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從根本上、從源頭上對黨的指導思想的撥亂反正，隱含著對代表先進生產力的資產階級的包容、保護和重新定位。科學發展觀超越了姓社姓資、姓公姓私、姓馬姓修的宗派狹隘眼界。私有制和資產階級的出現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相容的。這是科學發展觀題中應有之義。胡錦濤指出：“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18)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開辟了無限廣闊的發展前途。經過反復和對比，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團結資產階級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給工人農民和整個社會帶來了比消滅資產階級大得多的物質利益。2006年中國民營經濟在GDP的比重為65%。如果沒有民營企業對國家財政的貢獻，取消農業稅是不可能

　　的。2006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已達到21萬億人民幣，比1980年增長10.5倍;國家財政收入已達3.93萬億元，比1980年增長32.4 倍。(19)有了這樣的經濟實力，胡錦濤才能很有底氣地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宣告：“必須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建設，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進社會體制改革，擴大公共服務，完善社會管理，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推動建設和諧社會。”

　　中國改革開放后出現的民營企業家，憲法中不稱之為“資本家”或“資產階級”，而稱之為“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就是要把民營企業家當作管理層使用，并吸收他們中的先進分子入黨。對資產階級政策的根本改變，對他們的社會屬性的重新定位，是中共第三代領導人和第四代領導人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失敗的經驗教訓的最深刻的總結，用新的實踐和新的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從今以后，中國共產黨對資產階級采取義團結又斗爭的兩面政策。一方面“維護企業合法權益”，另一方面“保障職工合法權益”。(20)講團結時不忘調節分配，為工人農民和整個社會謀利益;講斗爭時不忘保護私有制，以促進先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樣中共在新時期處理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關系、企業家與整個社會的關系問題上就找到了一個正確的立足點，一切過“左”過右的政策均不能達到既發展生產又實現社會公;正、既繁榮經濟又改善人民生活這樣兩項目的。

　　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胡錦濤以巨大的政治魄力和理論勇氣，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被任何干擾所惑，突破了歷史上許多過時的僵化框框，建立了改革派的話浯權。改革開放以來，經過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三代領導人的持續努力，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胡錦濤鄭重宣告：這個理論體系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今后，指導改革開放興利除弊的理論和衡量改革開放是非成敗的標尺，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而不是別的主義和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是黨最可寶貴的政治精神財富，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