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歷史上經歷三次中央政府直轄

　　1939年、1950年和1997年，58年間重慶經歷了三次直轄，這在中國城市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其基本可循的規(guī)律是：中央政府每一次對重慶進行直接管理，往往出現(xiàn)在歷史發(fā)展的關鍵時刻，是歷史賦予重慶的重大使命，重慶也因此對中國歷史進程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在深入學習貫徹十七大精神的今天，回望重慶三次直轄的歷史，從走過來的路程中汲取養(yǎng)分，將增強我們堅持科學發(fā)展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信心。

　　1939年，血火中的第一次直轄

　　1939年5月5日，國民政府行政院以255號訓令頒布：“查重慶市現(xiàn)經改為直隸于行政院之市，應即行通行飭知。除明令公布外，合行令仰知照并轉飭所屬一體知照。此令。”就此，重慶開始了近代史上第一次直轄。這次直轄，確定了重慶作為抗戰(zhàn)大后方的戰(zhàn)時首都和世界反法西斯東方戰(zhàn)場的指揮中心地位，大后方的制造業(yè)中心。

　　狂轟濫炸促成重慶直轄

　　1939年的5月3日，暮春，是市城建局退休干部紀杏鸞永生難忘的一天。

　　那天，時年13歲、從揚州逃難來渝的紀杏鸞和妹妹，正從菜園壩燕喜洞前往海棠溪上學，要從儲奇門碼頭乘輪渡過江，快到碼頭時，“空襲警報響了，跟著炸彈就掉下來。”那一刻，紀杏鸞還沒見到血，一直下到江邊碼頭，才見輪渡中彈，幾十個沒來得及逃的乘客被炸得血肉橫飛。此時，第二次空襲警報又響了，紀拉起妹妹拼命往燕喜洞方向跑。整條街道亂成一鍋粥，尸體、火光、煙塵、哭喊，就像末日降臨……這場轟炸史稱五三、五四大轟炸，炸死市民3991人，傷2323 人，損毀建筑物4889棟，使20萬人無家可歸，創(chuàng)下了當時世界空襲屠殺史上的最高紀錄。

　　“你知道兩天后重慶就直轄了嗎?”記者問。老人搖頭。

　　事實上，非但普通百姓，即便政要精英，對重慶直轄也不甚了解，因為當時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大轟炸上。那么，國民政府為什么會在大轟炸的第二天，宣布直轄呢?

　　市檔案館研究員唐潤明及三峽博物館副研究員張仲經過長期研究后認為，國民政府宣布重慶直轄，既未說明原因，也未闡明意義，且用詞之少、內容之簡，在戰(zhàn)時命令中甚為少見，“我們認為這與五三、五四大轟炸后，重慶面臨的特殊地位分不開，而選擇于5月5日公布，其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反擊日寇的野蠻轟炸，粉碎日本軍方關于國民政府遷都昆明或成都的謠言，向全世界表明中國不會亡、中華民族決不投降的意志!”

　　可以說，重慶的第一次直轄，是由日軍的瘋狂轟炸促成的。

　　移民入渝提升重慶實力

　　這次直轄距重慶建市只有10年。據(jù)悉，1929年重慶建市后，時任市長潘文華將軍曾兩次呈文國民政府，請求將重慶由“普通乙種市”改為“直轄甲種市”，但均被駁回。

　　“駁回的理由很簡單，規(guī)格不夠。”市檔案局局長、文史專家盧大鉞說，盡管直轄要求被駁回，但重慶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的重要性越來越為各方重視。 1935年3月12日，蔣介石第一次飛抵重慶。來渝目的是想一箭雙雕，“其一，擁兵自重的四川軍閥劉湘、劉文輝軍力強悍，老蔣一直無法干預川防。此番以追剿中央紅軍為名，老蔣正好將他的中央軍10個師名正言順楔入四川。其二，時值華北日軍囂張，中日難免一戰(zhàn)，老蔣來渝亦有考察退路之意。”這是重慶直轄的一個契機。

　　而城市的歷史即人的歷史。重慶第一次直轄的底氣，還得益于大量移民涌入。建市之初，全市人口約30萬;抗戰(zhàn)結束后的1946年，人口達到124.5萬人，除新生和死亡的抵消外，外遷移民在90萬左右。

　　“這90萬人中，僅兵工人就有9萬多，加上其他行業(yè)，工人總計不下20萬，他們徹底改變了重慶的生產形態(tài)。”盧大鉞說，還有文化學術人，以及民族資本家和各類管理人才，“他們帶來了資金、技術，改變了重慶傳統(tǒng)的生產方式，促進了城市進步。”

　　“反過來看，重慶人有包容的心胸，他們不排外。”當時重慶人叫移民為“下江人”，下江人能在重慶站住腳，大力發(fā)展生產，與重慶人的支持和幫助分不開。

　　但飽經戰(zhàn)火戕害的重慶，能否在關鍵時刻挑起千鈞重擔?

　　為抗戰(zhàn)勝利提供物質保證

　　根據(jù)重慶作為戰(zhàn)時中國政治、軍事、外交、經濟和文化中心的地位，當時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線在全球只確定了四個中心，即倫敦、莫斯科、華盛頓和重慶。

　　“重慶直轄后，迅速成為大后方的制造業(yè)中心，從經濟上支撐了中國抗戰(zhàn)大業(yè)，奠定了此后半個多世紀重慶發(fā)展的基礎。”市三峽博物館副研究員張仲評價說。

　　“在重慶的工業(yè)體系中，兵工業(yè)占據(jù)了中心地位。”據(jù)西南兵工局兵工史專家劉登仕介紹，“至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前夕，全國擁有5000人以上的大兵工廠，全部集中在重慶，總計員工94493人，占全國兵工總人數(shù)的77%，他們撐起了我國抗戰(zhàn)兵工三分之二的天!”

　　盧大鉞統(tǒng)計，從1938年至1945年，重慶的兵工人以“上下一心，堅逾金石”的氣概，冒著日機轟炸加班加點生產，共生產各種槍彈8.54億發(fā)，步槍 29.34萬支，輕機槍1.17萬挺，馬克沁重機槍1.82萬挺，火炮1.4萬門，炮彈599萬顆，甲雷43萬個，手榴彈956萬顆，各式擲彈筒6.79 萬具，擲榴彈154萬顆，炸藥包376萬個，“這些武器裝備，為抗戰(zhàn)勝利提供了物質保證!”

　　同時，全市掀起一股工業(yè)建設熱潮，機械、鋼鐵、煤炭、橡膠、化工、電器等體系逐步形成，成為戰(zhàn)時全國的制造業(yè)中心，“它從經濟上支撐了中國大后方的抗戰(zhàn)大業(yè)，加快了重慶的城市化和近代化進程。”

　　教育文化迎來黃金時代

　　“我認為重慶的影響不僅在軍事上和經濟上，更在教育上。”張仲介紹說，“重慶在戰(zhàn)時為未來中國培養(yǎng)了大批一流人才，這是她對中國發(fā)展的重要貢獻。”

　　隨著抗戰(zhàn)初期大批高校和中央級研院所來渝，“一大批著名專家學者來到重慶，他們中有華羅庚、蘇步青、竺可楨、馬寅初、李四光、陳省身、周谷城、呂振羽、曹禺、馬宗融、梁宗岱、洪深等，這些大師勵精圖治，讓重慶的教育文化事業(yè)走在了全國前列。”

　　重慶戰(zhàn)時還為未來中國培養(yǎng)了一大批杰出人才，“美國華裔的老一代科學家和目前中國的頂級專家學者，換句話說也就是中國的諾貝爾們，如新中國蜚聲世界的兵工專家俞濯之、著名經濟學家吳敬鏈、三峽大壩設計者黃伯明等，他們青年時代都是在重慶求學的。許多青年學子在重慶完成了學業(yè)，成為國家棟梁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