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組織的犯罪·幫會·黑社會

　　最近重慶警方搗毀了14個橫行多年的黑惡集團，100多名骨干成員被悉數緝拿歸案，1500多人落入法網，其中多人是兼任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私營老板、億萬富豪。重慶的黑惡勢力侵蝕政權機關，劃分地盤，滲透各行各業，為非作歹，民不堪命。黑惡勢力的猖獗，使人們馬上聯想到黑社會。

　　我認為這批黑惡勢力，從組織的嚴密性來看，似乎還沒有達到黑社會的水準，就目前狀況看，只能算是有組織的犯罪。有組織的犯罪也很可怕，因為個體的能量總是有限的，犯罪的危害受害者較小，犯罪后也易于破獲。而有組織的犯罪就大大不同了，何況這個“組織”還是權力、金錢與地方痞子的三結合，金錢是動力，權力是靠山，痞子是打手、直接操作者。黑惡勢力能在重慶猖獗十余年，主要原因也是有賴于它在組織上的“三結合”。有的人想不通，你們權也有了，錢也有了，就老老實實悶聲發大財罷，干什么還犯罪?其實普通人不明白，權力、金錢，予取予奪欲望都是看不到邊界的。

　　這也是“古已有之”的。五代十國時期，政治中心在汴京(今開封)，洛陽是西京。這里生活安逸、是很多退休的富貴大佬鐘愛的地方。周世宗柴榮的父親柴守禮也住在這里。兒子已經做了皇帝，身為皇父的柴守禮，還能有什么不滿足嗎?可是也有怪事，他在西京洛陽胡作非為，而且與當時宰相、將軍如王溥、王宴、王彥超、韓令坤等人住在洛陽的老爸，朝夕聚合，往來密切，結成團伙，人稱“十阿父”。柴守禮竟敢在市上殺人，暴戾恣睢，洛陽人畏之如虎。周世宗柴榮在歷史上還算個英明的皇帝，對自己痞子老爸和那一幫為老不尊的權貴也無可奈何。

　　一般的組織犯罪大約是無代無之，而且是越來越嚴重，因為人口的流動性增加，為結伙提供了方便，但從“結伙”發展為黑社會，是明清以來的事情。因為黑社會犯罪的前提是犯罪分子的結社，中國民間非宗教目的的結社發生于宋代市民和游民之間。市民結社多與個人愛好有關，結合在一起招集同道、切磋技藝。比如愛蹴鞠(踢球)就有齊云社，弄雜劇就有緋綠社，喜歡相撲(摔跤)就有角抵社。而江湖人(游民與社會邊緣人組成)搞違法犯罪活動或所謂“干大事”也要結社。從北宋活躍起來“桃園三結義”的風氣和晁蓋等人的“七星聚義”，按照一定分工去作案。這些還是原始的，結構簡單的結社，除了以義氣為紐帶外，很少有其他規范。但自從《水滸傳》和《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以后，為游民的組織化提供了思想基礎和組織的范本。一些立意要與主流社會對抗、或由于各種原因被逼無奈的游民和社會邊緣人把“梁山”(此時已經成為與主流社會對抗的符號)看成他們躲避風險和實現自己向往的圣地，也成為造反者的一面旗幟。到了明代，因為搞了分封制度，使得藩王占據了大量土地，明中葉人口激增，大量被土地拋離出來的宗法農民，成為游民。游民一無所有，他們要向社會索取合法或不合法的利益，個體是沒有能力的，要生存發展就要組織起來。江湖型的游民幫會正是在這種條件下出現的。

　　游民組織的靈感大多來自通俗文藝作品，特別是《水滸傳》。這一點，我們從組織的名目上也可以看出來。例如“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天罡黨”、“十三太保”(來自《哭存孝》、《存孝打虎》)等名目都有十分濃重的小說色彩。其組織系統、行為方式和思想意識的統一，以及組織活動中的儀軌也大多借鑒通俗文學。比較典型的就是天地會(洪門)。它的入門詩開頭兩句就是:“桃園結義三炷香，有情有義是宋江。”這就涉及兩部通俗小說。他們設計的人格表率就是宋江，頭領都以宋大哥自居。其組織形式也多取自梁山。其誓言就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天地會最初的建立與明朝滅亡有關，它曾是有政治理想的(反清復明)，特別是其領導與核心分子。后來政治理想逐漸淡出，它蛻變成為只作文差事(詐騙做局)和武差事(搶劫)的犯罪組織，逐漸墮落為黑社會。然而各地區又有差別，堅持原初建會原則的不能說沒有，但少之又少。為什么會有這種變化?與其會眾構成有關。其成員主要是游民，連飯都沒得吃，還搞什么“反清復明”?天地會種種規則、規范，成為后來幫會和黑社會行為示范。

　　隨著游民泛濫和社會動亂，天地會組織不僅擴大到南半個中國，還流傳海外，并多有異名，如:三合會、三點會、洪門、添弟會等，海外的或稱“公司 ”。清中葉以后，活躍在江蘇、上海的紅幫，四川、云貴一帶的哥老會、袍哥都是其變種。比較獨特的是青幫，它是在原有漕運(從大運河由江浙往北京運糧)工人基礎上組織起來的，而且崇奉羅教(秘密宗教的一種)，幫內輩分極嚴(天地會內則兄弟相稱，而且“哥不大，弟不小”)。北方則有在理會，崇奉白蓮教。因為青、紅、白(在理會)活動地域不同，沖突不大，還能說“白藕青葉紅蓮花 三教原來是一家”。幫會在清代處于秘密狀態，辛亥革命之后，過高地評價了幫會在革命中的作用，勝利后則幫會活動公開化。民國期間，政府長期處在弱勢狀態，幫會遂成為“二政府”，黑白不分，政出多門使民眾無所適從。有的幫會甚至發展為“ 全民性”的，如四川哥老會，上起豪門權貴、社會賢達，下至販夫走卒，無不“海袍哥”，這幾乎成為一種傳統，重慶的黑惡勢力的泛濫不能說與此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