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與中華帝國的衰落

　　戰亂阻礙中國向近代轉型

　　明代中晚期，傳統經濟充分發展，新的經濟因素大量涌現。商品經濟的活躍和重商主義的抬頭使根植于小農經濟的一切傳統觀念受到挑戰。明政權用以控制人口和土地的手段——戶籍、黃冊、賦役制度漸漸失靈。經濟的發展水平和人身的解放程度

　　是衡量社會進步的主要尺度。就明朝中后期的情況而言，中國社會已經明顯地表露出向近代轉型的征兆。

　　但是，長期戰亂特別是明清易代改變了這種局面。清朝入主中原后，滿族人涌入關內。他們大量圈占土地，大批戰爭俘虜、被掠人口、罪犯家屬淪為奴隸。一時間，人口買賣盛行。這摧毀了生產力，阻礙了經濟的發展。此時，在地球的另一邊，英國人也在圈地，其目的是發展資本主義，而中國的圈地卻在向農奴甚至奴隸制倒退。這頗具諷刺意味。

　　戰亂和滿洲人帶來的落后的生產方式所造成的社會經濟嚴重倒退，經過近一百年才得以逐步恢復和發展，而到這時，中國已經與西方拉開了距離。

　　清代高壓導致固步自封

　　在科學技術上，明代同樣處于近代化的前沿，雖然當時還沒有發生工業技術革命，但一些重大的科技成果表明中國科學技術在原有軌道上的發展和走向成熟，正向新的突破點逼近。正因為有這樣的成就，在中國知識界中有一種將其向前推進的動勢，能夠以開放的、平和的心態去接納異質的但較為先進的科學技術。西學東漸是中國科技在相對開放的政治環境大背景下的邏輯發展。這時出現了一個中國學術與世界科技同步發展的機會。

　　但到了清代，情況發生了逆轉。與明代后期科學技術的開放態勢不同，清代的科學技術在政治高壓干預下，倒退回“西學中源”的故步自封之中。明代中外科技交流是由民間推動的，是自下而上并得到朝廷鼓勵的。順治、康熙時期，清朝與西方傳教士的科技交往僅限于朝廷，他們限制普通士人與西方傳教士的接觸。“西學中源”說頗可使“天朝大國”的驕矜心理得到滿足，但它卻導致故步自封，導致對新事物的蔑視和拒斥。

　　康熙三年七月，爆發了湯若望教案�；罩莞�縣民楊光先上書攻擊湯若望，甚至極端地說“寧可使中夏無好歷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乾隆三十八年，羅馬教廷解散了耶穌會，由傳教士傳入西學的過程也隨之中斷。乾隆五十年，耶穌會的活動得到了恢復，但“西學東傳”卻一直沒有恢復。

　　清入主中原加固舊制度

　　明中后期，以王陽明為代表的心學逐步發展起來;同時，明朝政權的衰敗、統治機器的松動，對社會控制的能力大大下降。但控制力的減弱，卻給反傳統事物的發展留下了縫隙。士大夫主體意識高漲，紛紛集會結社，蔑視權威，提倡社會相對平等。傳統的價值觀念、教條受到挑戰。

　　清朝入主中原后，并沒有按明代后期的軌道繼續前進，相反，它加固了舊制度、舊思想，使本已趨解體的、應該拋棄的舊制度得以維系和延續，新事物的萌芽、鮮活的思想和開放的態勢遭到扼殺。清代的文字獄次數之頻繁、株連之廣泛、處罰之殘酷，超過以往各朝�！端膸烊珪�》的編纂，也使中國文化典籍遭到了空前浩劫。乾隆帝下令，對于“抵觸本朝之語，正當及此一番查辦，盡行銷毀，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據孫殿起在《清代禁書知見錄自序》中的統計，禁毀總數達 3000余種、67萬部以上，幾乎與《四庫全書》所收書相埒。這對中國文化的破壞是空前的。

　　明清對外來文明態度迥異

　　明廷對待外國人、外國文化的態度相對是開明的，利瑪竇的活動就曾得到萬歷皇帝的鼓勵。明朝末年，雖是內憂外患，但崇禎皇帝為挽救頹敗，對新鮮事物仍持開放態度。

　　清朝入主中原，將在明代已經解體的體制重新加固。不僅如此，清朝政權與明朝相比帶有保守性和封閉性。康熙年間，清廷與羅馬教廷發生禮儀之爭，不僅西洋人在中國傳教受到限制，對洋商與中國貿易的態度也更加嚴厲。清朝實行閉關政策，妄自尊大，是一個原因;心懷恐懼，是另一個原因。狹隘的防范心理，使清朝統治者不可能有開放的胸懷。清朝嚴厲的閉關政策，使中國自絕于世界大潮之外，嚴重阻礙了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

　　事態發展的結果十分清楚，清朝的僵化封閉使得中國逐漸落后，最終導致被動挨打局面的出現�？梢哉f，明清易代后，中國已開始失去了與西方平等對話的地位，也為兩百年后西方侵略者挾其炮艦之利叩開中國國門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