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躲在文字背后的膽略

　　繼《第九個寡婦》、《小姨多鶴》之后，旅美女作家嚴歌苓日前推出最新作品《寄居者》，這次她將目光對準了1942年的上海。這部長篇小說以愛情故事為核心，抗戰年代作為小人物命運的宏大背景，讀來叫人坐立不安地期待，讓人無法克制地心疼……

　　我是個不折不扣的寄居者

　　記：《寄居者》初看是個愛情故事，一如您之前的很多小說,帶著女人獨到的愛情感受，只是背景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上海，而且最終出現了“報業大亨”杰克布·艾德勒這個角色，從虛幻走向現實了。怎么想到把他設立為小說的線索人物？是什么給了您寫這個故事的靈感？

　　嚴：我的小說故事都是聽來的，生活中精彩的故事往往超過我們的想像，刻意去找戲劇性和刻意避開戲劇性一樣，都沒有必要。

　　《寄居者》這個故事的原型來自柏林墻。一九九三年，我和先生去柏林旅游，發現許許多多的故事都寫在柏林墻的一個展覽館里。有一個故事簡直就像一篇小說，說的是一個小伙子跟一個女孩子在東柏林訂了婚，小伙子先到了西柏林，他深愛著他的未婚妻，在幾年后還無法忘懷。一次很偶然的機會，他在歐洲見到一個女孩子，非常像他的未婚妻，他就勾引了她，把她帶到東柏林，偷了她的護照，讓他的未婚妻假冒那個歐洲女孩，用歐洲女孩的護照過了關。

　　一九三七年，納粹開始迫害、驅趕猶太人的時候，上海是唯一對他們敞開的海港，先后接納了三萬多猶太人。這些猶太人在上海淪陷前后的生活，斯皮爾伯格的電影《辛德勒的名單》表現過，但他的側重不是中國人與中國事件的關系。我突然想到，可以借用這個故事來作為串聯大背景，只是在這個小說里，我把主人公變成了一個中國女孩。

　　記：《寄居者》是自述方式，其中的女主角MAY也在美國旅居，她的身上有您的影子嗎？

　　嚴：我跟May都有寄居者的身份認同危機感，在寄居國如此，在自己的祖國亦如此。猶太人是永遠的寄居者，作為本身有寄居者感情的女主人公，容易對寄居在上海的猶太難民產生同情。

　　我自己是個不折不扣的寄居者，在美國生活二十年也不能改變我的寄居者心態。無論怎樣，西方文化都是我半路出家學習來的。在學習的過程中，也感到他們的文化優越感，或者說基督教文化的優越感導致他們的文化優越感。基督教文化是強勢意識形態，它的救世思想使它總是君臨其他信仰、意識形態。而我回到自己的祖國也是一個邊緣人，祖國在我缺席的二十年里，發展了語言，改變了生活方式，改變了社會……所以我也有找不著位置的感覺。

　　每個女主人公都有一點我的影子

　　記：May的角色和您以前書中的角色相比而言，有什么共通和不同？您小說中的女主角，誰是您最鐘愛的角色？誰最像您的影子？

　　嚴：May是一個知識女性，新女性。獨立自主，敢愛敢恨，有時頑皮，屬于行動派。我這些年小說中的女主人公里，她最年輕，閱歷卻非常豐富，雖然只有二十歲出頭，但已經有一點玩世不恭。我的女主人公里面，玩世不恭的不多。每一個女主人公都有一丁點兒我自己吧，至少有一些我的閃念，比如說她們都比較勤勞，因為我就閑不住，精力旺盛，不寫進去一點兒自己，似乎缺乏參照，不好寫。

　　記：《一個女人的史詩》您選了趙薇做女主角，是不是編劇在選演員方面權力很大呢？有沒有考慮過自己從幕后走到臺前，比如做導演、做演員？

　　嚴：我又不喜歡權力。而且我誰也管不了。做導演是另外一種天才，我不具備，所以我對于現在的作家身份非常滿足。我哪兒能做演員啊？年輕時都沒想過。在美國演講了幾次，還得吃抗舞臺恐懼癥的藥呢。我只適合干幕后的事，或者躲在自己文字后面。

　　記：您寫《寄居者》的時候，想到男主角彼得更像誰？最適合誰演？

　　嚴：我沒有想過誰來演兩個男主角。我雖然看電影很多，但好萊塢演員的名字倒是記不住幾個，只記得他們在電影里的角色。我最喜歡的男演員是拉塞爾·克勞。我在他早期的電影里就很注意他。他有一種悲劇的浪漫氣質，我特別喜歡。

　　我的上海不是張愛玲的上海

　　記：作為知名的華語女作家之一，經常會有人把您和其他女作家做比較，《寄居者》將鏡頭轉向上海，更讓人忍不住聯想到張愛玲，您覺得您會成為下一個張愛玲嗎？

　　嚴：張愛玲只會有一個。她的上海也不是我的上海。我的上海比較臟、臭，比較像地獄，特別是在我寫的那個時期，尤其是宏觀地看它。以后我還會寫上海，那也還是我的上海，而不是張愛玲的。張愛玲偉大就是她把上海寫成她的了，就像福克納把他的小鎮寫成了福克納的，馬爾克斯把他的小城寫成了馬爾克斯的。我怎么可能和張愛玲像呢？我的經歷是前半生戎馬，后半生寄居海外各國。特別是少年時代到青年時代，軍隊生活給我的烙印最深，因為那是人生在形成世界觀的時候。我身上軍人的氣質還是很明顯的。

　　都市白領的生活我寫不了

　　記：調查顯示，現在中國人的平均讀書量非常低，從一個作家的角度，您是怎么看待目前中國的讀書環境的？

　　嚴：我的童年好友一個都不讀書，也不讀我的書。有一個青年時代的朋友，記得她那時還跟我爭誰先讀索爾·貝婁《洪堡的禮物》，現在很少讀書了。國內的生活壓力太大，大家錯過了很多年建設自身生活的時間，現在再迎頭趕上，每個人都在盡全力地提供給自己的孩子跟別人的孩子一樣優越的生活，攀比好厲害。所以大家都筋疲力盡的，有的人連電影都不看，更別說讀書了。還有就是媒體泛濫，手機也提供了娛樂，電腦可以充實一切業余空間，我爸爸整天還是在讀書，但他晚上的時間有時候獻給了電視劇，盡管一邊看一邊罵，大概也是惱火他自己的無聊吧。

　　記：您平時寫作時的狀態是怎樣的？對您而言，什么樣的小說最難寫？

　　嚴：對我來說，都市小說最難寫。除了寫都市里的漂流人口。我跟一些來北京打工的女孩子交談，他們的生活有意思。都市白領的生活我寫不了，首先得承認，我沒有認真做過研究，像我做其他研究那樣，一做好幾年。

　　記：您會給那些想做作家的年輕人什么忠告嗎？

　　嚴：在鄰居和同事或者同學的價值觀成為普遍價值觀的時候，別信它，別理它。

　　故事梗概：

　　故事發生在抗戰期間的上海，由女主人公“我”在晚年講述給一位傳記作者聽。

　　“我”在1939年的上海，愛上一名剛剛逃離集中營上岸的猶太男子。那時趕上約瑟夫·梅辛格臭名昭著的“終極解決方案”就要實施，為讓愛人去美國，“我”臨時在上海抓了另一位美國青年做自己的丈夫。亂世中，小人物們開始一串連環套式的命運救助，最后，“我”用“愛人”的錢贖救了“丈夫”，用“丈夫”的護照讓“愛人”脫險，同時，以毀掉對愛情的原始理解和信念的方式，去實現了愛情……

　　佟彤

　　性感褪去尚余妖氣

　　嚴歌苓說她的故事都是聽來的，我信也不信。

　　信是因為生活確實精彩、殘酷過人們的想象；不信是因為不是每個聽到故事的人，都能寫出小說，特別是像《寄居者》這樣，不時有讓人驚異的情節和驚艷的文字出現的小說，而這，正是嚴歌苓最獨特的本事。所以，看嚴歌苓的書向來需要看兩遍,第一遍是看故事,第二遍是看文字,委屈了哪個都是損失。

　　在我的猜測中，嚴歌苓應該是個數學不太好，生活沒有規律而且喜歡吃零食的人吧，因為她的文字始終會出其不意，靈性洋溢。我從嚴歌苓還遠沒有現在著名時就很喜歡她了，那時候她剛出版小說《扶桑》，寫一個十九世紀被賣到美國做*女的中國女人，叫“扶桑”。嚴歌苓筆下的扶桑，是個“天生的*女,一個舊不掉的新娘,能使每個男人體驗到失去童貞的隆重……“

　　這就是嚴歌苓的文字，就是非嚴歌苓不能表達的性感，帶著別人效仿不得的魔力和妖氣，這使她的小說更具備文學的意味。她好像始終手持愛情，隨時可以附著在不同時代，不同國度的背景上，即便是血腥乃至畸形做底色，也仍能感受到生命的純熟與渾圓，比如她的《扶桑》，她的《第九個寡婦》……對此，她當初解釋是因為她選擇了野性未褪的原始女人。其實，能使人物在文字中始終飽有蓬勃的生命活力，并不是每個作家都能做的事。

　　但是，這個《寄居者》不性感，或者說，它令我感到的是更多的母性。

　　那個被嚴歌苓描述的猶太男人的眼神是無辜而無奈的：“彼得的眼神只能偶爾從以圣經為主題的古典畫中看到。被委屈了的，被誤解了的，被虐待了的，這么一個靈魂，他還是為你的粗野愚昧暴躁而難為情，因為他知道，你對你的粗鄙也沒辦法，一切天性使然，這正是他為你窘迫的地方。”

　　一個中國女孩兒為此深深地愛上了他，她要通過欺騙一個和這個男人模樣相近男人的愛情，給自己所愛的男人換一個美國護照……這個女孩兒有著之前嚴歌苓筆下女主角沒有的強勢和靈氣，這種愛情的結構大約和嚴歌苓現在的年齡和膽略有關吧，她描繪并俯瞰著一場有理由萌發卻沒理由生長的愛情……

　　佟彤

　　原著節選

　　夜里的外灘是情侶的。沒錢的情侶。還不是情侶的人在這里蕩一蕩，分手時就差不多了。就像我和彼得。

　　我也講了我自己。唧唧喳喳的一個年輕女人，大概就是我那天晚上留給彼得的印象。我怕一安靜下來，彼得就會總結性地說：謝謝你給我這個美好夜晚。江水的聲音越來越響。我們四束目光投向遠處，投向氣味不好的夜色深處。我轉過臉，嘴巴離他的耳朵只有幾英寸。他的頭發好密，一定是一個毛孔長了三根頭發。只有風把頭發吹起，你才發現他的額頭有多么寬大，典型的猶太額頭。他等我轉過去，再去面朝江水時，便也轉過臉來看我的側影。我的側影沒什么看頭，欠缺一點起伏，過分含而不露。一個不怎么漂亮的側面。我在他來不及轉頭時，猛地接住了他的目光。

　　我過去不這么瘦。彼得為他的瘦弱道歉。

　　我就那么看著他。我又不是在看他的模樣。他明白了，把一條胳膊圍攬過來。我的腰和背是他的了。漸漸地，我的肩、手、脖子、臉頰，都是他的了。我整個人在一分鐘內全是他的了。

　　我說了一些傻話，現在就不跟你重復了，都是些不難想象的傻話。他說的傻話比較少。但我知道我不該對一個剛從集中營出來沒多久的人要求太多。他若說了跟我一樣多的傻話，我說不定會失望。

　　我說：我等你都等老了。

　　他明白這意思。我是指自己等待這場天定的緣分。他把我摟得緊緊的。

　　海關大鐘敲了一下。十二點半了。

　　我叫了一部黃包車，跟他擠在車座上。車先送他去外白渡橋，還有二十分鐘就要戒嚴了。然后車再送我回我那十平方米的橡木地板亭子間。這樣就免了彼得掏車錢。可我到達自己亭子間樓下，車夫告訴我彼得偷偷地把兩人的車錢全付了。他已經開始預支我隨口許諾的那些工作的工錢了。

　　這時我猛地想到，我無法兌現我的諾言。蕩外灘蕩得兩人忘了人間煙火，最后該交換住址電話時交換的是長長的一個注視。那么急需工作和工錢的猶太小伙子應該現實一些啊！而正是他對現實的短暫疏忽令我感動。什么都擋不住戀愛，饑餓、前途渺茫都擋不住。

　　所以，你看，我那時把跟彼得的戀愛看得那么重。對于我們那個年紀的男女，可以沒有面包但不能沒有戀愛。我們對于荷馬、莎士比亞、海涅、普希金、拜倫、雪萊，以及貝多芬、勃拉姆斯、門德爾松、舒伯特的解讀其實始終留著一些亂碼，要到一次真正的戀愛爆發，才能最后將它們解密。這就是二十歲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