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法國高調亮劍的背后

　　美國《僑報》發表法國巴黎文化沙龍副會長兼秘書長宋魯鄭撰寫的文章指出，面對法國的挑釁，中國此番少有的高調亮劍，一方面也是自身國力和國際地位空前提升的表現;另一方面也顯示中國對法國的外交傳統有清醒的認識。這一次，法國可謂在一個錯誤的時間(金融危機)、錯誤的地點(法國是東道國)選擇了錯誤的對手中國，制造了一場波及中歐甚至會沖擊全球既不利己更不利人的“非經濟危機”。

　　文章摘錄如下:

　　距在法國里昂舉行的第11屆中歐領導人峰會倒計時只有5天，中國一則罕見的取消聲明頓時震撼國際社會。之所以罕見，一是距離會議的召開時間已非常接近，雙方的準備工作都已近完成，此時取消等于前功盡棄;二是全球在經濟危機沖擊下，亟待合作。中國和歐洲在應對危機上有更多共同的合作實力，此時出現“政治壓倒經濟”出乎全球意料;三是縱觀大陸改革開放30年歷史，中國由于實力所致和實現現代化所需的國際和平環境等原因，外交上一向采取“韜光養晦”策略，往往“發乎怒，止于言”，較少采取實質性報復行動。而這一次，中國高調亮劍、“擴大化”式的反應:嚴正反對法國總統薩科齊見達賴，甚至不惜推遲中歐峰會，實在少見。

　　一周前，薩科齊放風要在12月初在波蘭會見達賴。外界認為，這是西方借此向中國施壓，要求中國為解決正在漫延的全球經濟危機“獻血”。而西藏問題一向是中國的內政，拿中國的利益作籌碼，實在是一本萬利。所以，法國才會再拿已經邊緣化的達賴說事，在其所剩不多的晚年再利用一把。之前人們也預計，中國政府會與法國進行密集磋商和討價還價。但結果卻顯示，這一次法國“項莊之劍”并非在“經濟”，而是其所一向追求的保證法國以二流國家實力卻在國際上發揮一流國家作用的“軟實力”。

　　二戰結束后，法國由于在戰爭中令人失望的低迷表現和實力大損，僅是在美國的支持下才勉強獲得聯合國五常席位。一向高傲的法蘭西不得不接受其淪為二流國家的現實。然而，冷戰發生和第三世界解放運動興起，為法國提高其國際地位提供了契機。法國站在美、蘇之外合縱連橫，儼然成為世界獨特的第三極，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仔細觀察可以發現，法國的這種外交有如下特點:一是挑戰強大甚至最強大的國家，包括1960年代退出北約，2003年公開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二是與被國際社會孤立的國家保持關系，包括率先與中國建交，第一個邀請被封鎖后的利比亞訪領導人訪問，今年薩科齊甚至頂著被前總統希拉克抵制的壓力力邀敘利亞總統參加法國國慶觀禮;三是無論何種政治力量，只要提出流亡申請，均被法國接受，法國幾乎成了全球所有政治博弈失意者第一或最后的歸宿，而這些一時失敗的政客，一方面對所在國仍有影響力，仍可發揮作用，況且風水輪流轉，今日的流亡者說不定明天就是執政者(當年伊朗的霍梅尼就是一例)，這些人無論在臺或離任都成了法國人的籌碼。法國正是憑借此種獨特外交，確保了其在全球獨一無二的地位和作用，從而達到以二流國家的實力發揮一流國家作用的戰略目的。

　　因此，觀察此輪中法對抗就要從法國的外交戰略傳統來解讀。美國金融危機演變成全球經濟風暴后，金融和經濟相對健康的法國認為機會來臨，表現得空前活躍。薩科齊更以歐盟主席國的身份挾天子以令諸侯，四處召集國際會議，提出自己的方案，更是率先提出要追究危機責任、改變現行金融體制，其鋒芒直指當今唯一超級大國美國。而處于困境的美國對此并無微詞，少見地給足了法國人面子，甚至G20會議也是法國倡導，美國承辦。在這場危機中，法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大升，風光一時無兩。

　　在這場經濟風暴中，中國由于謹慎的金融政策和節儉而非超前消費的習慣，沒有出現漫延至全球的嚴重金融危機，同時更由于近兩萬億外匯儲備而成為全球少數幾個可以在危機中出手相助的國家之一。如果說法國是靠自己身為西方話語權的一部分而擁有批評世界的正當性，那么中國則憑借出色的經濟表現和硬實力在這場危機中具有不同以往的話語權。一向追求實利的美國也對中國充滿贊譽和期待。中國在不動聲色中已成為危機中的大國和強國。于是，一向以挑戰大國甚至最強國為榮、突顯自己實力和地位的法國便把矛頭對向了中國。

　　面對法國的挑釁，中國此番少有的高調亮劍，一方面也是自身國力和國際地位空前提升的表現;另一方面也顯示中國對法國的外交傳統有清醒的認識。令法國失算的是，中國不是西方，中國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和應對之道。中國的高調亮劍，不僅令身為東道主的法國大失臉面，更使歐盟錯失聯合中國共同應對全球危機的機會。一向喜歡好出風頭的法蘭西和薩科齊本人，也丟失了一次表現自己的國際舞臺。

　　這一次，法國可謂在一個錯誤的時間(金融危機)、錯誤的地點(法國是東道國)選擇了錯誤的對手中國，制造了一場波及中歐甚至會沖擊全球既不利己更不利人的“非經濟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