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我國服務業發展滯后的原因

　　判斷一個國家經濟是否發達的一個重要指標是其服務產業占GDP的比重。目前，發達國家的這一指標已達70%~80%，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為40%，而中國的服務產業占GDP的比重只有35%。我國服務業發展滯后，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服務業市場化的滯后

　　市場在服務業的資源配置中還沒有發揮基礎性作用。主要表現為：一是政府對服務業的壟斷經營現象比較嚴重，市場準入限制多。銀行、保險、電信、民航、鐵路、教育衛生、新聞出版、廣播電視等，至今仍保持著十分嚴格的市場準入限制，其他一些行業對非國有經濟和外資也沒有完全開放。二是服務業投資基本上還是以國有投資為主。目前服務業固定資產投資中，國有經濟投資仍占60%左右，大大高于工業的同一比重。三是絕大多數行業國有企業仍占據主體地位，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格局在服務領域遠未形成。四是多數服務產品的價格還是由政府制定和管理，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在服務領域尚未建立。服務業市場化程度嚴重不足及國家壟斷經營限制了其競爭力的提升。

　　二、服務業產業化的滯后

　　服務業長期以來處于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營利性機構與非營利性機構不分的狀態。許多服務領域至今仍被當作非生產性的活動，本可以產業化經營、商業化運作的服務領域，卻被當作公益性、福利性的社會事業來辦。例如，長期以來我國對科研、文化、體育等產業，往往強調其準公共服務的性質;對金融、通信等行業，強調其安全性的要求;對醫療衛生、城市公用事業等行業，強調其社會福利的功能;觀念上的落后，直接導致稅收政策、信貸政策、能源供給政策以及更多方面的政策措施方面，存在許多不利于服務業發展的因素，服務業內許多行業過于依賴政府的投入，缺乏自我發展機制。

　　三、服務業的國際化水平不高

　　服務業開放是中國對外開放的一部分，.但中國服務業的開放整體上晚于制造業，開放的程度也低于制造業。中國的服務業在跨境交付、境外消費和自然人流動方面開放程度較高，而在外資準入資格、進入形式、股權比例和業務范圍等方面還存在較多的限制。大部分重要的服務業對外開放程度相對較低，開放也比較晚，因此就不能像制造業那樣更多地吸收外資;由于不能更好地引進外資及外國先進技術和管理，服務業的供給、服務質量和服務手段也就難以像制造業迅速發展改善。

　　四、城市化相對滯后

　　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可以為服務業發展創造需求基礎;服務業發展的規模和結構，也取決于城市化水平和城市規模結構。到目前為止，我國的城市化水平還不到40%。現階段農村人口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對服務業的需求較小，我國服務業總量規模小，也是長期以來農村人口占絕大多數，城市化水平低的特殊國情決定的。

　　服務業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絕大多數服務產品，其生產與消費在時間和空間上具有高度同一性，服務產品不可能如工農業產品那樣，在一個地區生產，到另一個地區消費。服務業的另一個特點是人口必須集中到一定規模時，服務企業才能盈利，服務業才能作為產業來經營。這就是服務業往往集中在城市，特別是大城市的基本原因。中國服務業增加值的67%是236個地級以上城市創造的。超大城市服務業增加值占其GDP的比重是52%、特大城市是46%、大城市42%、中等城市38%、小城市34%。不僅如此，服務業的內部結構與城市規模結構也有很大關系，一般說來，高附加值的、為生產服務的、新興的服務業，往往是與城市規模聯系在一起的。這就是為什么在特大城市和大城市，金融保險、會計法律、信息服務等比較發達，博物館、劇院、體育館能比較集中的原因;在中小城市，特別是小城鎮，這些產業缺乏需求基礎，很難發展起來，如果要發展，也只能作為社會事業來辦，靠政府資助生存。

　　五、統計方面的原因

　　在各國以GDP為核心的核算體系中，3大產業分別所包括的部門是不盡一致的。如上所述，無論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服務部門分類中，還是在大部分國家的應用性統計分類中，建筑業都被列入服務業，而在我國，則將其列入制造業。又如，公共事業部門(主要是電力、供水和煤氣)，在有些國家被服務業統計，在另一些國家則被制造業統計，我國亦屬于后一種情形。因此，服務業滯后也可能是統計口徑所致。

　　六、服務業人才缺乏

　　現代服務業，尤其是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如綜合物流、電子商務、電腦軟件和信息技術、研究開發和技術測試服務、市場服務和公司管理服務等)的發展，需要大量的專門人才。長期以來，我國服務業人才的培養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高層次服務人才短缺的現象比較嚴重。以上海的會展業為例，據統計資料顯示，5000名會展從業人員中，有經驗的高級項目經理不足50人;而成功舉辦一個大型國際會展，需要專業人才80至90名。上海幾乎每天有一個會展，專業人才或領軍人才的缺口不言而喻。

　　針對目前我國服務業發展滯后的現狀，要保持經濟持續快速健康增長，緩解就業壓力，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就需要加快發展服務業。要提高服務業競爭力，優化服務業行業結構、企業組織結構和地區結構。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重點發展教育、信息、科技、會計、咨詢等行業，帶動服務業整體水平提高。增強大企業實力，依托有競爭力的企業，培育形成一批多元投資主體的大公司和大集團。中心城市要按照城市功能定位的要求，著重發展現代和新興服務業。加快企業改革和重組，國有經濟比重較高的行業，要逐步放寬對非國有經濟的準入限制和擴大對外開放。此外，在放寬服務業市場準入，推進部分服務領域產業化，促進后勤服務社會化，多渠道增加服務業投入，擴大城鄉居民的服務消費，加強對服務業的組織領導等方面也要有新措施。

　　補貼。如果私人供給的收益小于社會總收益，那就應該對其進行補貼。在實行財政補貼的同時，對環境污染者進行征稅。政府通過稅收或補貼來干預調節，使邊際私人成本等于社會成本或邊際私人收益等于社會收益。稅收與補貼對排污企業的利潤影響完全不同，從長期看，具有完全不同的效果。在補貼的情況下，將會有更多的企業加入排污產業，雖然每家企業的排污量可能減少了，但社會總排污量卻可能比以前更多，而稅收方式的效果卻剛好相反。所以從長期看，稅收比補貼控制污染的效果要更好。

　　(四)排污權交易制度

　　自20世紀70年代美國學者戴爾斯提出排污權交易制度以來，一些發達國家相繼進行了排污權交易政策的實踐，并取得良好效果。基本思想是，首先確定污染物的排放總量，再讓市場確定排污權的價格，市場發現價格的過程就是優化資源配置的過程。只要超標準排污的企業所付代價大于治理費，就會激勵企業治污，一旦排放量達到排放標準以下，企業就有了可以用來出售的排污權，而不能達標的企業就成為排污權的需求者。這樣就形成了排污權交易市場，通過供求雙方相互作用形成排污權的均衡價格。這種制度安排可以提高企業治污的積極性，使污染物總量控制目標得到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