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出臺素質教育新規能否有素質一些？

　　摘要：對于這2700條反對意見，有人認為不必太過在意，理由是，一項政策，涉及利益調整，必然有人反對，只要多數人叫好，就可推行。甚至有人說，越是反對，越表明改革的迫切。而成都市教育部門也反復強調，封殺奧數問心無愧。

　　成都出臺素質教育新規，除封殺奧數外，還囊括了清理中考加分、嚴禁違規補課、規范招生行為等眾多相關規定。然而新規出臺首日，據報道，來自各方面的反對意見達到了2700條之多（中廣網10月29日）。

　　對于這2700條反對意見，有人認為不必太過在意，理由是，一項政策，涉及利益調整，必然有人反對，只要多數人叫好，就可推行。甚至有人說，越是反對，越表明改革的迫切。而成都市教育部門也反復強調，封殺奧數問心無愧。

　　從民主決策看，多數人叫好，確實是一條基本原則。但是，誰能告訴我，這次成都出臺的素質教育新規，是多少人叫好？在成都市人大表決過嗎？有多少贊成、多少反對、多少棄權？在成都中小學的教師、家長、學生中做過調查分析嗎？教師、家長、學生的意見又是如何的？我瀏覽完所有相關報道，看不到這方面信息，都是某某教育專家說，某某家長認為。

　　當然，我們可以按照利益相關原則進行推論，是奧數培訓機構、在奧數培訓機構上課的教師、社會各類補課班，在“不遺余力”地營造反對氛圍，捍衛既得利益；還可以推論，是那些參加奧數培訓多年，已經取得各類證書的學生家長，不忍看見孩子取得的證書失去升學的效用。并由此對他們只重視自身利益，不顧素質教育大局的短視表示鄙夷。但是，每個人爭取自己合法努力獲得的利益，不是十分正常么？———大學領導們都在努力捍衛靠贏者通吃規則獲得的“既得利益”，反對取消大學行政級別、千般阻礙現代大學制度實施，何況普通的社會機構和普通老百姓對勞動所得進行捍衛呢？而真正不顧素質教育大局的，是家長與社會培訓機構嗎？

　　客觀上說，社會培訓機構開設奧數培訓班，完全屬于合法經營，所以教育部門的封殺，不能直接取締社會奧數班，只有通過禁止公辦教師去上課、公辦學校舉辦、各學校升學測試不考奧數題來實現，所以，可以肯定的是，相關的社會培訓班并不會因封殺而消失，還會繼續經營，直到沒有任何經營市場。從這一點看，我認為奧數培訓機構根本不用焦心，因為他們比誰都清楚，這樣的培訓市場正紅火著呢，大不了改個名字，再推出新的項目。一位培訓機構負責人曾告訴我，很多人認為家長送孩子上奧數班，是為了獲得升學時派用場的證書，這其實大錯特錯，有多少人可獲得少得可憐的證書？更多的其實是為了多學數學知識、學深數學知識，然后在升學考試中獲得更高的分數。只要這樣的升學考試在，數學培訓就生生不息。其它的學科培訓也是一樣的道理。

　　好不容易獲得證書的學生家長，毫無疑問是堅決反對取消一些已經獲得的加分的。這不奇怪，而且值得理解。一項教育政策，不能說改就改，必須給受教育者適應期、準備期，你以前說獲得怎樣的證書可以加分，家長帶著孩子去拼搏，可一夜之間卻宣布這樣的加分我們不承認了，這是負責的態度嗎？那些叫好的看客，說不定改天這樣的命運也會落到你的身上，按照政府部門的這種做法，說不定明年又可能說，奧數我們不封殺了；去年取消的加分項目又恢復……

　　包括成都在內的各地的素質教育舉措，都存在兩方面嚴重問題。其一，是政府拍腦袋決策，沒有事先調查、分析，沒有把方案提交人大討論、聽證、審議，因此，措施缺乏可操作性和可持續性，導致出臺之后爭議四起，在成都的措施中，出現了9個“嚴禁”，6個“禁止”，以我觀察，沒有一項“嚴禁”、“禁止”能令行禁止。其二，政府沒有努力營造素質教育的大局，再問心無愧地執行禁令，也難掩對素質教育轟轟烈烈、應試教育踏踏實實的“愧疚”———如果政府部門還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愧疚的話———可以說，有怎樣的教育制度和用人制度，才有怎樣的教育觀和人才觀，政府部門不能指責家長的教育觀念不對，而應該反思教育制度、用人制度之弊。在這方面，教育部門至少有兩大失責，一是教育投入不力，教育資源配置不合理，沒有履行法律責任，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二是把教育舉辦權、辦學權、評價權集中在自身手中，不但讓學校失去辦學個性，也使集中錄取制度成為中小學教育指揮棒，龐大的中小學培訓市場(包括學科培訓、特長培訓)由此形成。

　　說實在的，每當政府部門出臺上述素質教育的“狠招”，我就多一份失望，這顯得政府部門很沒素質———從素質角度看，沒有科學調查、不問操作性、不知自身責任，是缺乏嚴密邏輯思維能力、沒有責任心等素質不高的基本表現。何時這些“狠招”不是政府想出就出，而是要通過聽證、審議；何時對于政府部門不履行法定責任的行為，比如不依法投入、侵犯學校辦學自主權，可以有“狠招”治理，人大機構可以代表人民罷免政府官員，我們的教育決策也許才會更有素質一些，而治理應試教育的措施或可更靠譜一些。